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二百八十五卷目录

食货典第二百八十五卷

茶部汇考二

宋二

仁宗　　　年，寇瑊言茶法数更之弊，帝然之。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寇瑊传》：仁宗即位，瑊知秦州。时有议茶法者，常访以利害，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茶法岂可以数更。帝然之。
天圣元年，较茶税岁入登耗定贴射法，及见钱法。
按《宋史·仁宗本纪》：天圣元年三月辛卯，行淮南十三山场贴射茶法。　按《食货志》：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初，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咨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馀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馀缗，而官吏廪给杂费不预，是则虚数多而实利寡，请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为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说。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为轻重，而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计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又遣官行视茶积。咨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常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敌在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说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五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馀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馀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馀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以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以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馀万。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计直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坏败不可用者尔。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毋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然论者犹不已。　按《李咨传》：时陜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奉，章献太后忧之，命吕夷简、鲁宗道、张士逊与咨等经度其事。咨曰：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出钱十四文，坐得三司钱百文。咨请变法以实钱入粟，实钱售茶，三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谤蜂起。咨以疾累请郡，改枢密直学士、知洪州。行数月，而御史台鞫吏王举、勾献私商人，多请慈州矾，会计茶法不折虚费钱，妄称增课百万缗，以觊恩赏。咨坐不察夺职。
天圣三年，诏翰林学士孙奭等同究茶法利害，罢贴射又用三说法。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三年八月，诏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馀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奭等又欲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说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天圣四年闰五月戊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场民逋钱十三万缗。
按《宋史·仁宗本纪》云云。
景祐三年，复罢三说法，仍复天圣元年之制。
按《宋史·仁宗本纪》：景祐三年三月癸巳，复商贾以见钱算请官茶法。　按《食货志》：奭等议既用，益以李咨等变法为非。明年，摭计置司所上天圣二年比视增亏数差谬，诏令尝典议官张士逊等条析。夷简言：天圣初，环庆等路数奏刍粮不给，京师府藏常阙缗钱，吏兵月奉仅能取足。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颇有成效。三司比视数目差互不同，非执政所能亲自较计。然士逊等犹被罚，咨罢三司使。初，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四年，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寝坏。景祐中，三司吏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敝，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时咨已执政矣。三年，河北转运使杨偕亦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说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遂命咨与参知政事蔡齐等合议，且令诏商人访其利害。是岁三月，咨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咨等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第加三百。诏皆可之。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咨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许陜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所在给券，径趣东南受茶一十万一千。茶商获利，争欲售陜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请为更约束，重私贩之禁，听商人输钱五分，馀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咨等复言：自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按《李咨传》：咨迁户部侍郎、知谏院事。是时榷茶法寖坏，乃诏咨、蔡齐等更议之。咨以前坐变法得罪，固辞，不许。于是复用咨所变法，语具《食货志》。
宝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张观与三司重议茶法，入钱京师以售十三场茶。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久之，上书者复言：自变法以来，岁辇京师金帛，易刍粟于河北，配扰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宝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张观等与三司议之。观等复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既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入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按《张观传》：观上疏言：更茶盐之制，于理非便。不合旨。
康定元年，内地诸州复行三说法。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康定元年，叶清臣为三司使，是岁河北谷贱，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止二百万石。庆历二年，又请募人入刍粟如康定元年法，数足而止，自是三说稍复用矣。
庆历三年，遣使许元昊岁赐茶数，令诸路条茶、盐利害。
按《宋史·仁宗本纪》：庆历三年夏四月癸卯，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使元昊，许封册为夏国主，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六月甲辰，诏诸路漕臣令所部官吏条茶、盐、矾及坑冶利害以闻。
庆历八年，行三说、四说之法，又行贴买之法。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因言：自见钱法行，京师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而内地诸州有司盖未尝请，即以康定元年诏书从事。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刍粟之直，大约虚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钱。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三司患之，请行贴买之法，每券直十万，比市估三千，倍为六千，复入钱四万四千，贴为五万，给茶直十万。诏又损钱一万，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钱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无利。
皇祐二年，复改见钱法，一用景祐三年约束。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下三司议。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谷二百二十八万馀石，刍五十六万馀围，而费缗钱一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又为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有奇。茶、盐、香药，民用有限，榷货务岁课不过五百万缗，今散于民间者既多，所在积而不售，故券直亦从而贱。茶直十万，旧钱六万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旧售钱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两失其利。请复行见钱法，一用景祐三年约束。乃下诏曰：比食货法坏，刍粟价益倍，县官之费日长，商贾不行，豪富之家，乘时牟利，吏缘为奸。自今有议者，须究厥理，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问无状者，寘之重罚。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缗。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时射利。伤体坏法，莫斯为甚。诏即罢之，然自此并边虚估之弊复起。
至和三年，募商入钱京师，入中刍豆计直偿茶。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并边十七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馀皆商人入中。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因辇绢四十万匹当缗钱七十万，又蓄见钱及择上等茶场八，总为缗钱百五十万，储之京师。而募商人入钱并边，计其道里远近，优增其直，以是偿之，且省辇运之费，唯入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行未数年，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等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悉从官给，而本路旧输税绢者，毋得折为见钱，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偿以银、紬、绢。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
嘉祐四年，诏弛茶禁行通商法。
按《宋史·仁宗本纪》：嘉祐四年二月己巳，罢榷茶。　按《食货志》：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盗贩皆有禁，腊茶之禁又严于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赏。然约束愈密而冒禁愈繁，岁报刑辟，不可胜数。园户困于征取，官司并缘侵扰，因陷罪戾至破产逃匿者，岁比有之。又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万馀斤，江南三百七十五万馀斤，两浙二十三万馀斤，荆湖二百六万馀斤，惟福建天圣末增至五十万斤，诏特损五万，至是增至七十九万馀斤，岁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馀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先是，天圣中，有上书者言茶、盐课亏。帝谓执政曰：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景祐中，叶清臣上疏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对园置吏，随处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资，又加之罪，黥流日报，踰冒不悛。诚有厚利重货，能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非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建国以来，法敝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吏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其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曰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校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秖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数出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外郭乡又居三分之一，丁赋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及缗钱四十万。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馀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馀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馀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嘉麟为《登平致颂书》十卷、《隆衍视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陈通商之利。时富弼、韩琦、曾公亮执政，决意向之，力言于帝。三年九月，命韩绛、陈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十月，三司言：茶课缗钱岁当入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万，又募人入钱，皆有虚数，实为八十六万，而三十九万有奇是为本钱，才得子钱四十六万九千，而辇运糜耗丧失，与官吏、兵夫廪给杂费，又不与焉。至于园户输纳，侵扰日甚，小民趋利犯法，刑辟益繁，获利至少，为弊甚大。宜约至和以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民，恣其买卖，所在收算，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官分行六路，还言如三司使议便。四年二月，诏曰：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国家无事，刑罚以清。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如闻比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岁以陈积，私藏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也。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间遣使者往就问之，而皆驩然愿弛其禁，岁入之课以时上官。一二近臣，条析其状，朕犹若慊然，又于岁输裁减其数，使得骁阜，以相为生，俾通商利。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损上益，以休吾民。尚虑喜于立异之人、缘而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寘明刑，无或有贷。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惟腊茶禁如旧，馀茶肆行天下矣。论者犹谓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颇论其事。敞疏大要以谓先时百姓之摘山者，受钱于官，而今也顾使之纳钱于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富贾为国懋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与敞意同。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敞等虽言，不听也。
按《文献通考》：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此嘉祐之法也。
神宗熙宁　年，蜀茶，始置提举司，收岁课。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嵋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至元丰中，累增至百万。
熙宁五年，诏福建茶在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者仍禁榷。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馀路通商。
熙宁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治平中，岁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馀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馀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自天圣以来，茶法屡易，嘉祐始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而更法之意则主于优民。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紬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税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
熙宁八年，岁买诸路商茶，以三百万为额，又收川峡路茶，卖于官场，严私交易之令。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茶之在诸路者，神宗、哲宗朝无大更革。熙宁八年，尝诏都提举市易司岁买商茶，以三百万斤为额。　又按《志》：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积滞。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盖恐布亦难敷也。诏既以佐代杞，未几，盐法复难行，遂罢佐。而宗闵乃议川峡路民茶息收什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熙宁十年，诏茶息止收十之一，以李稷、蒲宗闵、董榷茶事。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皆百姓己物，与解盐、晋矾不同。又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然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比至岁终，岂止三分。因奏刘佐、李杞、蒲宗闵等苟希进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诏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罢，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权不限员举劾。侍御史周尹论蜀中榷茶为民害，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诏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谔等所陈皆疏谬，罪当无赦。虽会赦，犹皆坐贬秩二等。于是稷建议卖茶官非材，许对易，如阙员，于前资待阙官差；茶场司事，州郡毋得越职听治。又以茶价增减或不一，裁立中价，定岁入课额，及设酬赏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场大小使臣并不限员。重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闵亦援稷比，许举劾官吏，以重其权，二人皆务浚利刻急。茶场监官买茶精良及满五千驮以及万驮，第赏有差，而所买粗恶伪滥者，计亏坐赃论。凡茶场州军知州、通判并兼提举，经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凤、泾原路，如私贩腊茶法。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馀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录李杞前劳，以子珏试将作监主簿。蒲宗闵更请巴州等处产茶并用榷法。　按《吕陶传》：陶知彭州。李杞、蒲宗闵来榷茶，西州骚动。陶言：川蜀产茶，视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皆通商，两川独蒙禁榷。茶园本是税地，均出赋租，自来敷卖以供衣食，盖与解盐、晋矾不同。今立法太严，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宗闵怒，劾其沮败新法，责监怀安商税。或往吊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虚名，救蜀民百万之实祸。幸而言行，所济多矣。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
元丰五年，以陆师闵代李稷为茶场都大提举。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元丰五年，李稷死永乐城，诏以陆师闵代之。师闵言稷治茶五年，百费外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馀缗，诏赐田十顷。而师闵榷利，尤刻于前，建言：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乞文、龙二州并禁榷；仍许川路馀羡茶货入陜西变卖，于成都府置博卖都茶场。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卖荼买马，事实相须，诏茂恂同提举茶场。至是，师闵以买马司兼领茶场，茶法不能自立，诏罢买马司兼领；令茶场都大提举视转运使，同管干视转运判官，以重其任。贾种民更立荼法，师闵论奏茶场与他场务不同，诏并用旧条。初，李杞增诸州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为百万。　按《陆师闵传》：师闵以父任为官。熙宁末，李稷提举成都路茶场，辟干当公事；不三年，提举本路常平，遂居稷职。在蜀茶额三十万，稷既增而五之，师闵又衍为百万。稷死，师闵讼其前功，乞赐之土田。诏赐稷十顷，进师闵都大提举成都、永兴路榷茶，位视转运使。
元丰六年，郭茂恂请并茶场买马为一司，从之。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职官志》：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
旧制，于原、渭、德顺三郡市马。熙宁七年，初复熙、河，经略使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请趣卖茶司买之。乃命三司干当公事李杞运蜀茶至熙、河，置卖马场六而原、渭、德顺更不买马，于是杞言：卖茶买马，一事也，乞同提举买马。杞遂兼马政，然分合不常。至元丰六年，群牧判官提举买马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从之。

元丰七年，以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言，建州行榷茶法。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七年，王子京为福建转运副使，言建州腊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榷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于此，乞仍旧行榷法。建州岁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不下二十馀万斤，欲尽买入官，度逐州军民户多少及约邻路民用之数计置，即官场卖，严立告赏禁。建州卖私末茶，借丰国监钱十万缗为本。并从之；所请均入诸路榷卖，委转运司官提举：福建王子京，两浙许懋，江东杜伟，江西朱彦博，广东高鏄，然子京盖未免抑配于民。时远方若桂州修仁诸县、夔州路达州有司皆议榷茶，言利者踵相蹑，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辄蠲之。建州园户等以茶粗滥当剥纳，为钱三万六千馀缗，虑其不能偿，令准输茶。
元丰　年，诏延庆以茶市马，未几，罢之。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言邛部川蛮主苴剋等愿卖马，即诏延庆以茶招来，后闻边计蛮情非便，即罢之。
元丰　年，都提举汴河刱修水磨法，禁茶户擅磨末茶。
按《宋史·神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刱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诸路末茶入府界者，复严为之禁。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
按《文献通考》：元丰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于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后遂于京西郑、滑州、颖昌州，河北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罢福建榷茶法，又罢李稷、陆师闵等茶法，仍旧通商。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买腊茶抑民，诏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视其旧，馀并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禁榷及陕西碎卖芽茶皆罢。　又按《志》：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奏疏曰：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官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苏蜀民。右司谏苏辙继言：吕陶尝奏改茶法，止行长引，令民自贩，每缗长引钱百，诏从其请，民方有息肩之望。孙回、李稷入蜀商度，尽力掊取，息钱、长引并行，民间始不易矣。且盗贼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且备陈五害。吕陶亦条上利害，诏付黄廉体量；未至，挚又言陆师闵恣为不法，不宜仍任事。诏即罢之。先是，师闵提举榷茶，所行职务，他司皆不得预闻，事权震灼，为患深密。及黄廉就领茶事，乃请凡缘茶事有侵损戾法，或措置未当及有诉讼，依元丰令，听他司关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会李稷卖茶罢。明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鄜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谷者听仍旧，毋得踰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斛斗勿取息。　按《李稷传》：稷提举蜀部茶场。甫两岁，羡课七十六万缗，擢盐铁判官。诏推扬其功以劝在位。
按《陆师闵传》：师闵进都大提举成都、永兴路榷茶，

位视转运使。又兼买马、监牧，事权震川，建请无不遂志，所行职事，他司莫预闻。茶祸既被于秦、蜀，又欲延荆、楚、两河，神宗不许。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刘挚言，遣黄廉入蜀访察。右司谏苏辙论其六害，谓：李稷引师闵共事，增额置场，以金银货拘民间物折博，贱取而贵出之，其害过于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变，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于此者。廉奏至，如辙所陈。乃贬师闵主管东岳庙。
元祐　年，宽茶法，罢水磨。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元祐初，宽茶法，议者欲罢水磨。户部侍郎李定以失岁课，持不可废；侍御史刘挚、右谏司苏辙等相继论奏，遂罢。
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钱。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钱诸州通判转运司，月暨岁终，比较都数之法。元祐七年，以诸路茶隶提刑司税务，又诏成都等路茶以三百万缗为额。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七年，以茶隶提刑司，税务毋得更易为杂税收受。　又按《志》：七年，诏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万缗为额本。
绍圣元年，复以陆师闵提举茶事，陕西复行禁榷。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绍圣元年，复以陆师闵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而陕西复行禁榷。师闵乃奏龙州仍为禁茶地，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师闵自复用，以讫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见焉。　按《陆师闵传》：师闵贬主管东岳庙。久之，起知蕲州。会复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书，即以师闵使河北。寻加直秘阁，复领秦、蜀茶事，于是一切如初。
绍圣四年，复榷茶法，增课议赏，又以茶税十年未检委官驱算。
按《宋史·哲宗本纪》：四年二月己卯，复元丰榷茶法。按《食货志》：绍圣初，章惇等用事，首议复修水磨。乃诏即京、索、大源等河为之，以孙回提举，复命兼提举汴河堤岸。四年，场官钱景逢获息十六万馀缗，吕安中二十一万馀缗，以差议赏。　又按《志》：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税五分，治平条立输送之限既宽，复虑课入无准，故定以限约，毋得更展。元祐中，辄展以季，课入漏失。且茶税岁计七十万缗，积十年未尝检察，请内外委官，期一年驱算以闻。诏听其议，展限令出一时，毋承用。
元符元年，户部请获私末茶给赏，如私腊茶获犯人法。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元符元年，户部上凡获私末茶并杂和者，即犯者未获，估价给赏，并如私腊茶获犯人法。杂和茶宜弃者，斤特给二十钱，至十缗止。
元符　年，程之邵请禁沿边鬻茶，专以蜀产易上乘，诏可。
按《宋史·哲宗本纪》不载。　按《职官志》：先是，市马于边，有司倖赏，率以驽充数。绍圣中，都大茶马程之邵始精拣汰，仍以八月至四月为限，又以羡茶转入熙、秦市战骑，故马多而茶息厚，二法著为令。
元符末，程之邵召对，徽宗询以马政，之邵言：戎俗
食肉饮酪，故茶贵，而病于难得，愿禁沿边鬻茶，专以蜀产易上乘。诏可。未几，获马万匹。
徽宗崇宁元年，以蔡京言设诸路措置茶事官。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馀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馀万缗。庆历之后，法制寖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馀年，利源寖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馀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末盐钞、诸色封桩、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两浙于苏州，江东于江宁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馀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　按《蔡京传》：京进左仆射。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
崇宁二年，置诸路茶场，皆增修水磨，蠲建、剑二州商旅茶税。
按《宋史·徽宗本纪》：二年二月丙子，置诸路茶场。　按《食货志》：初，元丰中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于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后遂于京西郑、滑、颍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将即济州山口营置。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馀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馀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寻诏商贩腊茶入京城者，本场尽买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垛钱。裁元丰制更立新额，岁买山场草茶以五百万斤为率。客茶至京者，许官场买十之三，即索价故高，验元引买价量增。　又按《志》：二年，尚书有言：建、剑二州茶额七十馀万斤，近岁增盛，而本钱多不继。诏更给度牒四百，仍给以诸色封桩。继诏商旅贩腊茶蠲其税，私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丰之制。腊茶旧法免税。
崇宁三年，罢官置场，令磨户承岁课。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三年，诏罢之。明年，改令磨户承岁课视酒户纳曲钱法。
崇宁四年，罢官置场，商旅给引，自买于园户。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四年，蔡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密矣。〈按罢场一事，《志》既作三年，又作四年，至四年言
令磨户承课，又言给引自买，一篇中前后参差，总由宋时一切皆朝行夕改，纷纷不一，故史家亦难定其年月。今两存之
〉
崇宁五年，复罢民户磨茶，官用水磨如元丰法。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五年，复罢民户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丰法，应缘茶事并隶都提举汴河堤岸司。
大观元年，以茶息不等，令户各增钱。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大观元年，议提举茶事司须保验一路所产茶色高下、价直低昂，而请茶短引以地远近程以三等之期。复虑商旅影挟旧引，冒诈规利，官吏因得扰动，以御笔申饬之。又以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各增钱十。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馀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馀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大观三年，罢都提举茶事司，仍收腊茶税，又茶场司，拨隶京城所，一用旧法。
按《宋史·徽宗本纪》：三年秋七月丙辰，诏罢都提举茶事司，在京令户部、在外令转运司主之。　按《食货志》：腊茶旧法免税，大观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　又按《志》：大观元年，改以提举茶事司为名，寻命茶场、茶事通为一司。三年，复拨隶京城所，一用旧法。
大观四年，私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云云。
政和二年，以茶事归尚书省，罢诸路水磨，大增损茶法。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政和元年，京城所请商旅贩茶起引定入京住卖者，即许借江入汴，如元丰旧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卖者禁，已请引者并令赴京。二年，以课入不登，商贾留滞，诏以其事归尚书省。于是尚书省言：水磨茶自元丰刱立，止行于近畿，昨乃分配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于京城，仍通行客贩，馀路水磨并罢。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刱月进。　又按《志》：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篰并皆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抄劄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踰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政和三年，增损茶税为新法。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政和初，复增损为新法。三年，诏免输短引，许依长引于诸路住卖，后末骨茶每长引增五百斤，短引仿此；诸路监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买，听依商旅买引。
政和　年，更陕西茶法。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陕西旧通蜀茶，崇宁二年，始通东南茶。政和中，陕西没官茶令估卖，继以妨商旅，下令焚弃。俄令正茶没官者听兴贩，引外剩茶及私茶数以给告者。长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岁缴纳。久之，令已买引而未得于园户者，期七年，许民间同见缗流转，长引听即本路住卖，以二浙盐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条纤悉纷更，不可胜记，虑商旅疑豫，茶货不通，乃重扇摇之令。于时掊克之吏，争以赢羡为功，朝廷亦严立比较之法。州郡乐赏畏刑，惟恐负课，优假商人，陵轹州郡，盖莫有言者。独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奉行十年，未经立额，岁岁比较，第务增益，稍或亏少，程督如星。州县惧殿，多前路招诱豪商，增价以幸其来，故陕西茶价，斤有至五六缗者，或稍裁之，则批改文引，转之他郡。及配之铺户，安能尽售。均及税农，民实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馀斤。及方腊窃发，乃诏权罢比较。腊诛，有司议招集园户，借贷优恤，止于文具，奸臣仍用事，蠹国害民，又虑人言，扇摇之令复出矣。
政和六年，诏福建茶园如盐田，量土地产茶多寡，依等第均税。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云云。
重和元年，以客贩输税，扰民，蠲之。未几，复令输税如故，并重定福建末茶引。
按《宋史·徽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重和元年，诏：客贩输税，检括抵保，吏因扰民，其蠲之。未几，复输税如旧。大抵茶、盐之法，主于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后相踰，民听眩惑。初，令茶户投状籍于官，非在籍者，禁与商旅贸易，未几即罢。初，限计斤重，令买新引，茶有赢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须用新引贴贩，或止愿贩新茶带卖者听；未几，以带卖者多，又罢其令。　又按《志》：元年，以改给免税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长引以六百斤为率。
钦宗靖康元年，诏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
按《宋史·钦宗本纪》不载。　按《食货志》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