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

　第二卷目录

选举典第二卷

选举总部汇考二

《礼记》《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爵人于朝，与士共之。
〈陈注〉爵人于朝殷法也，周则天子假祖庙而拜授之。

《月令》

孟夏之月，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
〈疏〉赞是赞佐之义杰俊，或未仕沈滞者，故郑云：出贤良，或职卑位下。故云：遂贤良谓，有德行，杰俊，谓多才艺。〈集说〉严陵方氏曰：太尉即古司马也，司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盖取人将以为政，故也。王制言司马，辨论官材与此同意。　马氏曰：杰者其才特者也。俊者敏于德者也，佐上利下宜为人臣者贤也。苟志于善焉者，良也；体仁而能元者，长也；充实而有光辉者，大也。此曰太尉非古也。〈陈注〉太尉秦官也，杰俊以才言赞则引而升之；贤良以德言遂谓使之得行其志也。长大以力言王制，言执技论力举谓选而用之也。

《大传》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三曰举贤，四曰使能。
〈疏〉举贤谓举用，岩穴有贤德之士，使能谓有道艺，亦禄之使各当其职。〈集说〉严陵方氏曰：升之于位之谓举，任之以职之谓使。

《管子》《大匡》

凡县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商，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此三者，有罪无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大戴礼》《千乘篇》

司马司夏，四方诸侯之游士，国中贤馀秀兴阅焉。方
夏三月，养长秀蕃庶物。于时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庆者七人，以成夏事。

选举总部总论一

《易经》

《泰卦》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程传〉初以阳爻，居下是有刚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时之否则君子退而穷处；时既泰则志在上进也。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茹根之相牵连者，故以为象汇类也。贤者以其类进，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进必以其类，不唯志在相先。乐于与善，实乃相赖以济。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独立，不赖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则天下之贤萃于朝廷，同志协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则不肖者，并进然后其党胜，而天下否矣，盖各从其类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传〉时将泰则群贤，皆欲上进志在外上进也。

《否卦》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本义〉当否之时，小人连类而进之，象而初之恶则未形也。故戒其贞则吉，而亨，盖能如是则变，而为君子矣。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文子》《上礼篇》

圣人举贤以立功，不肖之主举其所与，同观其所举治乱分矣。

《晏子》《问上篇》

景公问晏子曰：取人得贤之道，何如。晏子对曰：举之以语，考之以事。能谕则尚而亲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则得贤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为也。

《亢仓子》《政道篇》

政术至要力于审士，士有才行比于一乡委之乡才；行比于一县委之县才，行比于一州委之州才；行比于一国委之国政，而后乃能无伏士矣。人有恶戾于乡者则诲之不改是为恶戾，于县则挞之不改是为恶戾；于国则诛之，乃能无复逆节矣。诚知是举天下之人一一畏怀，无有干，谄慢之萌矣。此之谓靖人，凡为天下之务，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盖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论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态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贤。王庆代明识裁择所能尔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则剪巧绮褴益至，而正雅素实益藏矣。以言论取士则浮掞游饰益来，而蹇谔诤直益晦矣。以神气靖作态度取士，则外正内邪益尊，而清修明实益隐矣。若然者，贤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乱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则靖失士则乱；故人主劳于求贤，逸于任使。呜呼，守国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试于士乎。

《尸子》《得贤篇》

人知用贤之利也，不能得贤，其何故也。夫买马不论足力，以白黑为仪，必无走马矣；买玉不论美恶，以大小为仪，必无良宝矣；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伊尹、管仲不为臣矣。

《商子》《画策篇》

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

《荀子》《君道篇》

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是何也。曰：本不利于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闇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辟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邪。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邪。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然而齿坠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于是乎贵道果立，贵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如是者能爱人也。故举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后隐其所怜所爱，其下犹足以为天下之显诸侯。故曰：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闇主则必危其所爱。此之谓也。

《淮南子》《泰族训》

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汉·刘向·说苑》《君道》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泽润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齐桓公问于宁戚曰：筦子今年老矣，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职，百姓疾怨，国多盗贼，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宁戚对曰：要在得贤而任之。桓公曰：得贤柰何。宁戚对曰：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举贤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临之，则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门而求见寡人者。宁戚对曰：是君察之不明，举之不显；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国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谄谀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擅国权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则豪俊并兴，贤智求处；五阻不去，则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贤士之路；是故明王圣主之治，若夫江海无不受，故长为百川之主；明王圣君无不容，故安乐而长久。因此观之，则安主利人者，非独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将著夫五阻以为戒本也。

《新序》《杂事》

昔者，唐虞崇举九贤，布之于位，而海内大康，要荒来宾，麟凤在郊。商汤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闳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瑞并降，遂安千载。皆由任贤之功也。

《桓宽·盐铁论》《除狭》

贤良曰：古之进士也，乡择而里选，论其才能，然后官之，胜职任然后爵而禄之。故士修之乡曲，升诸朝廷，行之幽隐，明足显著。疏远无失士，小大无遗功。是以贤者进用，不肖者简黜。今吏道壅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垂青绳，擐银龟，擅杀生之柄，专万民之命。弱者，犹使羊将狼也，其乱必矣。强者，则是予狂夫利剑也，必妄杀生也。是以往者，郡国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锯颈杀不辜而不能正。执纲纪非其道，盖博乱愈甚。古者，封贤禄能，不过百里；百里之中而为都，疆垂不过五十，犹以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聪不得达，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备。今守、相或无古诸侯之贤，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众，施圣主之德，擅生杀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乱在己，千里与之转化，不可不熟择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悬赏以待功，序爵以俟贤，举善若不足，黜恶若仇雠，固为其非功而残百姓也。夫傅主德，开臣途，在于选贤而器使之，择拣守、相然后任之。

《抱朴子》《审举》

抱朴子曰：华霍所以能崇极。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实赖股肱之良也。虽有孙阳之手而无骐骥之足，则不得致千里矣。虽有稽古之才而无宣力之佐，则莫缘凝庶绩矣。人君虽明并日月，神鉴未兆，然万机不可以独统，曲碎不可以亲，总必假目以遐览，借耳以广听，诚须有司是康，是赞。故圣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于丘园，驰翘车于岩薮；劳于求人，逸于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隶论道经国莫不任职，恭己无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无外万邦咸宁。设官分职其犹构室一物不堪，则崩桡之由也。然未贡举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简标颖拔萃之俊而汉之末。叶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要人之书，或父兄贵显望门而辟命低眉，屈膝以积，习而见私夫铨衡不平则轻重错谬；斗斛不正则少多混乱，绳墨不陈，曲直不分；准格倾侧则滓杂实繁；以之治人则虐暴而豺贪，受取聚敛以补买，官之费立之朝廷则乱，剧于棼丝引用驽庸以为党，援而望风，向草偃庶事之康，何异悬瓦砾而责夜光弦不调，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浊。飞沈沙汰臧否，严试对之法峻；贪夫之防哉，殄瘁攸阶可，勿畏乎。古诸侯贡士适者，谓之有功，有功者，增班进爵；贡士不适，谓之有过，有过者，黜位削地。犹复不能令诗人谧大车素餐之刺，山林无伐檀罝兔之贤。况举之无非才之罪，受之无负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复损乎。夫孤立之翘秀，藏器以待贾，琐碌之轻，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贾。故顿沦于穷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窃而腾跃矣。盖枭䲭屯飞则鸳凤幽集，豺狼当路则麒麟遐遁。举善而教则不仁者远矣，奸伪荣显则英杰潜逝。高概耻与阘茸为伍，清节羞入饕餮之贯举任，并谬，则群贤括囊。群贤括囊则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则小人道长，小人道长则梼杌比肩颂声；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干长材恃能胜己，屈伸默语，听天任命，穷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堕多党者之后，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伦之士非礼不动，山峙渊渟知之者，希驰逐之徒蔽而毁之。故思贤之君，终不知奇才之所在，怀道之人愿效力而莫从，虽抱稷卨之器，负邈世之量，遂沈滞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党有力者，纷然鳞萃人乏；官旷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故东园积卖官之钱，崔烈有铜臭之𠷣，上为下效，君行臣甚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犹冰炭，恶直之人憎于非党，刀尺颠倒者，则恐人之议己也；达不由道者则患言论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虚诬，中伤清德。瑕累横生，莫敢救拔。于是曾闵获商臣之谤，孔墨蒙盗蹠之垢。怀正居贞者，填笮乎泥泞之中；而狡猾巧伪者，轩翥乎虹霓之际矣。而凡夫浅识不辨邪。正谓守道者为陆，沈以履径者，为知变俗之随风而动；逐波而流者，安能复身于德行苦思于学问哉。是莫不弃检括之，劳而赴用赂之速矣。斯诚有汉之所以倾，来代之所宜深鉴也。或曰：吾子论汉末贡举之事，诚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倾车之路，改有代之弦，调防法玩之。或变令濮上巴人反安乐之正音腠理之疾，无退走之。滞患者，岂有方乎。抱朴子答曰：知人则哲，上圣所难。今使牧守皆能审，良才于未用，保性履之始终。诚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聪明，不为利欲动不为嘱托居所欲举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访以详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异以备虚饬，令亲族称其孝友邦闾归其信义尝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则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观勇也。又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防其罪对之，奸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罚，禁锢其所举书。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迁，中者多不中者，少后转不得过。故若受赇而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举者，与同罪。今试用此法治一二。岁之间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贡举不精之久矣，过此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又诸居职其犯公坐者，以法律从事；其以贪浊赃污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将化为夷齐矣。若乃临官受取金钱山积，发觉则自恤得了，免退则旬日。复用者，曾史亦将变为盗蹠矣。如此则虽贡士皆中不辞于官长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犹以射择人，况经术乎。如其舍旃则未见馀法之贤乎。此也夫丰草不秀，塉土巨鱼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堕，顽夫之笔。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省夷吾之书而明其有拨乱之干，视不害之文而见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则亦不得闇蔽也，良将高第取其胆，武犹复试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莫敢不勤学。但此一条，其为长益风教，亦不细矣。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凡人息侥倖之求，背竞逐之末。归学问之本，儒道将大兴而私货必渐绝，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旷矣。或曰：先生欲急贡举之法，但禁锢之罪苛而且重惧者甚众。夫急辔繁策伯乐所不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补之，药长于养体益寿，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务宽含垢之政，可以莅敦御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变也。虎狼见逼不挥戈奋剑，而弹琴咏诗，吾未见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让盘旋，吾未见其焚之自息也。

《行品》

夫物有似而实非，若然而不然，料之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不可以不精择，不可以不详试也。若乃性行惑变，始正终邪；若王莽初则美于伊，霍晚则剧于赵高，又非中才所能逆尽也。若令士之易别，如鹪鹩之与鸿鹄，狐兔之与，龙驎，则四凶不得官于尧朝，管蔡不得几危宗周。仲尼无澹台之失，延陵无损金之恨，伊尹无七十之劳，项羽无嫌范之悔矣。所患于其珷玞之乱，瑾瑜鹪螟之似凤凰，凝冰之类水精，烟熏之凝云气；故令不谬者鲜也，惟帝难之矧乎近人哉。夫唯大明元鉴幽微，灵铨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识璞，临川知珠。士于难分之中而无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区分，抑扬咸允，武丁姬文不独治，而傅说，吕尚不永弃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恶，弘恭，石显无所容其伪矣。斯盖取士之较略，选择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备，缕也。
《唐·杜佑·通典》《选举序》
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简人淳，唯以道化，上无求欲于下，下无干进于上，百姓自足，海内乂安，不是贤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择之典，无所闻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缉熙帝载，敷五教，正五刑，播百谷，典三礼，咨于四岳，明扬侧陋，询事考言，故举无失德。然犹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远，斯则选贤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浇，难以道驭，务勤其教，立庠塾于乡闾，建黉学于都邑，训公卿大夫之子弟，设俊、造之目而勖勉成之。自幼年入学，至四十方仕，然后行备业全，事理绩茂。秦汉以降，乃异于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务速，欲人浸渍于五常之道，皆登仁寿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盖寡，中才则多，有可移之性，故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惟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

《宋史》《选举志序》

自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司徒以乡三物兴贤能，太宰以三岁计吏治，详于《周官》。两汉而下，选举之制不同，归于得贤而已。考其大要，不过入仕则有贡举之科，服官则有铨选之格，任事则有考课之法。然历代之议贡举者每曰：取士以文艺，不若以德行。就文艺而参酌之，赋论之浮华，不若经义之实学。议铨选者每曰：以年劳取人，可以绝超躐，而不无贤愚同滞之叹；以荐举取人，可以拔俊杰，而不无巧佞捷进之弊。议考课者每曰：拘吏文，则上下督察，浸成浇风；通誉望，则权贵请托，徒开利路。于是议论纷纭，莫之一也。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其他教官、武举、童子等试，以及遗逸奏荐、贵戚公卿任子亲属与远州流外诸选，委曲琐细，咸有品式。其间变更不常，沿革迭见，而三百馀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彊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今辑旧史所录，胪为六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试；三曰铨法；四曰补荫；五曰保任；六曰考课。烦简适中，檃括归类，作《选举志》。

《册府元龟》

《贡举清正》

古者有兴贤之书，比其德行道艺而献之于王。王再拜而受。乃知详选之道不其重与，洎乎，奔竞斯作登显多滥，乃有疾。时态之流宕，考才能于端实，稽以经术抑其浮华，权要之地。请托不行当宁赏叹，缙绅称尚为国选士，斯无愧焉。故史称得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良有谓矣。

《谬滥》

举不失德则曰：能焉。称匪其人，诚为滥矣。况夫论辨多士总覈群材为。治乱之本，源实邦国之大计。固宜责以名实，审其否臧，扬于王廷縻。以好爵其有知识，非远采择不明心志。既纷艺文莫辨，附回天之势。采画地之名弃实务，华杂良以楛物。议非允官，谤是兴。先茅之赏，莫承籍槁之愆。用及其或制度乖正，仕进违方，既启幸端亦附于此。

《应举》

观国之光，著乎大易之象。有道则见垂诸素王之说。故策名筮仕起，家从政，乃士子之常道也。粤自汉氏勃兴，儒术太盛，悬科以取士。下诏以徵贤，暨魏晋而下至五代，风流靡绝，条目非一繇是丘园特起之秀。岩石高卧之伍，或文足以经国，或学足以待问，或力穑自给，或笃行无改，或究阴阳之变，或穷政教之弊莫不裒然。充赋卓尔在庭第之甲科，縻之好爵者已。

《考试》

夫人君之有区宇也，不可以独治，必求贤以共之。贤士之怀德业也，不可以自进必待君以任之。所以举善急贤前古之明训，抡才考艺有国之大方。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汉魏之下，可得而论纳。敷奏之言则众善必举，下贤良之诏则群才竞进。经济之业斯备甲乙之科，乃悬以至较艺实之精，微察器识之优，异授之王爵，任以民政，郡国以康风俗，以化得人之效。于斯可见求贤之道，百世可知。

《朱子大全集》《学校贡举私议》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早夜孜孜，唯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谓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将广其额则食不足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选之艰，而涂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正使有以处之然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不得宁息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亦非计之得也。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具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虽有良法岂能有所补哉；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
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里为人数。

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
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更斟酌之。

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
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

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故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故其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而欲变之又不可不以其渐。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以为德行之科。
如解额百人，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盖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其馀五十人自依常法。

明立所举德行之目。
如八行之类。

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时以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馀，令待赴明年省试比之馀，人倍其取人分数。
如馀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

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宁罢之，而议者，不以为是者，非罢诗赋之不善，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议有改革而司马温公、吕申公皆不欲复，其欲复之者，唯刘挚为最力。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今当直罢无可疑者；如以习之者，众未欲遽罢则限以三举，而递损其取人之数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者，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今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然其一旦而尽通，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则亦若无甚难者。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
年分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

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
义各一道。

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
诸子则如荀杨王韩老庄之属，及本朝诸家文字；当别讨论分定年数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

策则诸史时务亦然。
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策各二道。

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用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掜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
以上诸家更加考订，增损如刘彝等说恐，亦可取

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其始盖出于省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之一题，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及今数年，则无题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饾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则此弊势当自革然。恐主司习熟见闻尚，仍故态却使举子愈有拘碍，不容下笔，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贤，文集策问皆指事设疑。据实而问多，不过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旧体，而吕申公家传记，熙宁事乃云有司发策，问必先称颂时政。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然则此风盖未远也。今亦宜为之，禁使但条陈所问之疑，略如韩欧诸集之为者，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奸心矣。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大小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馀矣。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者。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谬滥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于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欲革其弊，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之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大小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馀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利害相绝。固有间矣，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