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
第一百六十六卷目录
天地祀典部总论二
文献志〈王炎郊祀议〉
文衡〈赵汸论周礼六天书〉
陈祥道礼书〈天帝之辨〉
文献通考〈论祀天祀帝之辨 论祭天之数 论群神从祀 论郊祀用尸 论祀地 论元祐合祭之非 论宋郊祀必先享庙〉
荆川稗编〈五帝祀辨 始祖配天议 郊从祀之神 论五畤之谬〉
文献志〈王炎郊祀议〉
文衡〈赵汸论周礼六天书〉
陈祥道礼书〈天帝之辨〉
文献通考〈论祀天祀帝之辨 论祭天之数 论群神从祀 论郊祀用尸 论祀地 论元祐合祭之非 论宋郊祀必先享庙〉
荆川稗编〈五帝祀辨 始祖配天议 郊从祀之神 论五畤之谬〉
礼仪典第一百六十六卷
天地祀典部总论二
《文献志》《王炎郊祀议》
郊祀，国之重事也。先王之礼，犹可以考之于经。而诸儒异论者，经之所著不同也。盖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号也，天地分合之异也，春冬时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谓之圜丘，戴记谓之南郊，又谓之泰坛。郑康成之说曰：祀昊天于圜丘，谓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谓之郊。而泰坛无说。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阳，位于郊故谓之郊。夫子尝有是言矣。王肃曰：筑丘以象天体，是谓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谓泰坛。兆于国南，是谓南郊。然则南郊也，圜丘也，泰坛也。其名有三，其实一也。天帝之异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为上帝，孔安国之说也。天为昊天，元天为上帝，五方之帝为五帝，郑司农之说也。孔郑之说质之于经，固已不合。而郑康成则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灵威仰，终于黑帝汁光纪也。以纬乱经，虽不辨，可以知其无稽矣。于遍覆无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书，言类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诗、书所载，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无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礼》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则张毡案，朝日，祀五帝，则张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则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类之先，则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则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吕不韦之《月令》尝言五帝矣，春则太皞，夏则炎帝，秋则少昊，冬则颛帝，夏秋之交则黄帝，不以五帝为天也。魏相之奏，亦详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离，黄帝乘坤，少昊乘兑，颛帝乘坎，亦不以五帝为天也。秦汉间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说必有所从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礼简则严，严则敬，是故事天所以报本，尊祖故以配天，严敬之义也。合上帝与五帝而谓之六天，则近于诬矣。天地分合之异，先儒考于经者，未审也。《春秋传》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尊天而亲地，隆杀固有辨焉，犹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则必有大社，大社谓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阴气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国，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明地不可与天相并，尊天之义也。周官论国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泽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谓大社者也。书谓之冢土，礼谓之方丘，而戴记谓之泰折，折则方矣，其名有三，其实亦一也。至汉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说，则失先王尊天亲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并配之说，则失先王之意益甚矣。虽然，莽之说因周颂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于圜丘，则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谷，其诗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诗也。秋冬报其诗为丰年，报有二祭，而所歌者丰年一诗也。昊天有成命之诗，可歌以祭天，岂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质之武王东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则类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则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礼之意，则天地未尝合祭，无疑矣。冬春时日之异，则戴记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长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继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礼也。卜日用辛，鲁礼也。杂周鲁之礼兼祀之，而郊之时日紊矣。盖周人之郊有二，皆无所用。卜日至而郊，报本之郊也。故其礼行于一阳之初，复启蛰而郊祈谷之郊也。故其礼行于农事之将兴，制礼之意坦然明易。戴记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鲁之郊，而紊其时日也。诸儒异论，为礼经之蠹者多矣。去其异论之蠹，而究其礼经之正，经虽残缺，礼意则固可知也已。《文衡》《赵汸论周礼六天书》〈答徐大年〉
郑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纬书之说，岂特足下疑之。自王肃以来，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陈陆叶林诸公，其攻击亦不遗馀力矣。窃尝究观诸名家论著，于经旨似犹有未尽者，于礼意似犹有弗类者。虽然，去古远矣，岂易言哉。汸尝叹王子雍有高才，好著书，又与典午氏为婚姻，势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所据，安能议其所短，而孙仲然独取圣證论，驳而择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观。陈史既复不作志，其善复不传千载，而下无所镜考，可惜哉。经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类上帝，曰类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属职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间尊卑远近，亲疏隆杀，异同分合，有序有伦，圣经简奥，无费辞，非后世文字比也。盖《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别言既非祀地，则旅上帝别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对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始以五帝对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会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犹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礼天地四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而《诗》曰：来方禋祀，以其骍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与天地通，称六帝，日月星辰四望不与焉。《大宗伯》：以禋祀，实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霾沈，副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烟，以祭之名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玉帛，燎而升烟，以报阳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乐》：祀四望祭山川。各有乐而五帝乐无文，以其皆天神同六变之乐也。又岂但与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虽然，五帝之非人帝可无疑矣。其总言上帝与专言祀天者，岂无别乎。其祭曰旅，曰享，曰类，曰类造其事，曰天子将出，曰帅旬，曰国有大故，以及曰祈谷，与大司乐冬日至祀天神于圜丘，夏日至祭地示于方泽，孔子谓之大郊者，其于尊卑远近，亲疏隆杀之节，亦辨而详矣。若来书所谓天与帝为一，惟兼言分言有异，则经中神号祭名礼物，徒异同而已矣。先王制为一代大典，岂为是辞费，以来后世之纷纷乎。大宗伯礼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谓大小各从其类，决五帝为人帝，非经旨也。夫五行之神为五帝，而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此孔子问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将迎气于郊，而废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虽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岂能司天时而布五气者乎。陈祥道杨复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时，则有五帝。帝者，气之主也。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朱子又谓：凡说上帝者，总昊天上帝与五帝言之意，与陈氏同。诸公虽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异也。足下岂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别也。《国语》曰：郊禘，祭之牛角。茧栗，谓郊为禘，而牲无异文，此所谓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不别言祭天地，则韦昭注禘为圜丘，不诬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对举言之，与《国语》同。则四者皆大祭，而事体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后为次。则四大祭者，轻重必有差矣。王氏谓禘者，宗庙之殷祭，而郊为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则先庙而后郊，庙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实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轻所自出之帝，惟庙享也。又谓祖宗乃二庙不迁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庙言也。太庙之不迁，又非世室比颛顼之于夏，契之于商，其庙视周文武世室，亦可同伦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论礼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类，必不如是之舛驳弗伦也。六天之神，阴主化育，著为星象，下应人事。北辰中居御极，而五帝随天运转，以散精布气于四时，与开辟之初，五天之精，感为帝王之祖，皆非有得于化原，有见于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诬也。况周人立閟宫以祭姜源，大司乐享先妣，序于先祖之上。则南郊祀感生帝，何必异乎。纬书焚于隋，河图洛书至宋始大显，使无陈卲二公，亦妖妄之类耳。学者初不见全书，往往望风诋排。黄先生尝谓恐尚有如图书蓍策之数在其中，可谓恶而知其善者矣。孙仲然远矣，安得起陈林诸君子而质之。向来尝感杨信斋，讥郑康成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肃，未知读书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虽信斋未可忽也。王肃亲注家语，而自废五天帝之说，苟无卓然之见，读书虽熟，犹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学者生后世，而傲视古人如此，每谓读仪礼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贵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则圣经贤传，与诸名家成书，历代史志，具在区区，废忘久矣。何足辱下问乎。《陈祥道·礼书》《天帝之辨》
《周礼》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则百神皆预，言昊天上帝则统乎天者。言五帝则无预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乐》：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总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统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异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则五帝异乎大神也。肆师类造上帝，封于大神，则上帝又异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祀五帝，张大次小次。则上帝异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则上帝异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于天，与昊天上帝又不主于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对旅四望言之。旅者，会而祭之之名，则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礼》所称帝者，昊天上帝与五帝而已。则上帝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明堂之祀上帝，其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与五帝而谓之上帝，则《易》、《孝经》之于《周礼》其义一也。《周礼》：明其祀之大小轻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诗》、《书》之文未尝有称五帝，而书亦未尝有称昊天上帝者。其称天及上帝类，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议《周礼》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汉以来，皆于五室以祭五帝，惟晋泰始及唐显庆中，尝议除之，后亦遂复。则明堂之祀五帝，其来远矣。郑康成以上帝为五帝，而不及天。王肃以上帝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说，皆与《礼经》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历代不同。汉初曰上帝，曰太乙，元始间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后齐、后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郑氏以星经推之，谓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虽不同，其实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坛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离而两之也。宜讲求以正之，五帝与昊天同称帝，不与昊天同称天。犹诸侯与天子同称君，不与天子同称王。《周官》：祀五帝之礼，有与天同，以极其隆。有与天异，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异也。郑氏之徒，谓四圭之玉，黄钟大吕之乐，夏正以祀感生上帝于南郊，苍璧之玉，六变之乐，冬日至礼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于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宝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与丘，以异其祀，别四帝与感帝，以异其礼，王肃尝攻之矣。然肃合郊丘而一之，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夫有天地则有五方，有五方则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而已。果以是为五帝，则前此其无司四时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从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与熙者，盖冬于方为朔，于卦为艮，于肾有左右，于器有权衡，于物有龟蛇，于色有青黑，则官有脩、熙宜矣。司马迁不纪少皞，以黄帝、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孔安国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其说与四时五行之理不合，当以《月令》为正。《文献通考》
《论祀天祀帝之辨》
程子曰：六天之说，起于谶书。郑元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朱子《语录》曰：问：而今郊祀也。都祀许多帝。曰：《周礼》说上帝是总，说帝说五帝是五方帝。说昊天上帝，只是说天。郑氏以昊天上帝为北极，看得不是恁地北极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许多星，帝庭便有宰相执法许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处，便有权衡秤斗星。又：问：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汉时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国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
信斋杨氏曰：遇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则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则祀天飨帝之类，以二字言则格于皇天，殷荐上帝之类。以四字言，则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类，以气之所主言，则随时随方立名，如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之类。其实一天也。是以前乎郑康成，如郑众，如孔安国注书，并无六天之说。郑康成后出，乃分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谓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谓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则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异于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纬书，如北辰曰耀魄宝之类，缪妄不经，莫此为甚。且郑于此章注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为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两处有皇天上帝之文。郑氏又析而为二，以皇天为北极耀魄宝，以上帝为太微五帝，随意曲说，前后乖违，以此释经，有同儿戏。是以王肃群儒，引经传以排之。至晋泰始初，始合六天为一，而并圜丘于郊似矣。然又谓五帝非天，而用家语之文，谓太皞炎帝黄帝五人、帝之属为五帝，则非也。夫有天地，则有五行、四时，有五行、四时，则有五帝。帝者，气之主也。《易》所谓帝出乎震之帝是也。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郑则失矣，而王亦未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圣人制礼之条目，非如郑氏分天以为六也。天犹性也，帝犹心也，五帝犹仁义礼智信之心随感而应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专言天者，尊天之辞也。有故而祭，则曰旅。所以听命于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于四时者也。祀五帝于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时生物之功也。圣人制礼之条目，各有深意，其实则一天也。
《论祭天之数》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间，祭天甚多。春则因民播种而祈谷，夏则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则明堂，冬则圜丘，皆人君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人君不可一岁不祭天，岂有三年一亲郊之理。朱子曰：凡说上帝者，总昊天上帝与五帝言之，皆称上帝也。如《周礼》：岁有九祭，其四为祭天，其一为祭五帝。其礼若不同矣，易则但说享上帝，未尝分别。如曰圣人亨以享上帝，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观之，凡说上帝者，是总说帝也。
信斋杨氏曰：愚按注疏，言《周礼》一岁九祭天孙，奭亦言岁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谓祭感生帝，孙奭正月郊，谓祈谷，二说不同。何也。注疏主祭感生帝，出于纬书。孙奭言正月祈谷，经有明證。学者以圣经为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以经考之，《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闻有合祭五帝之说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谷，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苍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几得之而耀魄宝灵，威仰等名。又汨之以纤纬之说，则六者又胥失之矣。
《论群神从祀》
朱子曰：古时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同合一时祭享之礼。当时礼数也简，仪从也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便将许多百神一齐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台阶级，两边是踏道，中间自二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信斋杨氏曰：愚按礼家或谓郊祀上帝，则百神从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传记屡言之。窃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从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后，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飨帝，大飨之后，乃使有司尝群神，告备于天子。先后轻重，固有节文矣。以此类推之，祀天之后，乃祭百神，盖可知也。莫尊于天，莫重于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诚意之不至，岂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类于上帝，而后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非类于上帝之时，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礼简矣。犹有先后之序，况郊祀大礼乎，《大司乐》言：乐六变，则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贯通，上帝降鉴，而百神皆降，犹銮舆顺动，而千官景从者，理也。禋祀则专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记》曰：郊后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祭天神人鬼。注云：致人鬼于祖庙，盖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后之言，礼也。失于讲明。后汉建武元年，采用前汉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群神从祀。二年正月，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泰坛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亵乎。晋贺循已疑其非古人扫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论郊祀用尸》
横渠张氏曰：《节服氏》言：郊祀，送逆尸从车。则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类，非人鬼者，恐皆难有尸。《节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信斋杨氏曰：愚按宗庙祭享，有尸有主者，圣人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故设主立尸，为之庙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来格也。若天地山川之类，形气常运而不息，有形气则有神灵，祭祀感通，其应如响，又焉用立尸为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谓玉币所以礼神，王亲自执玉币奠于神座，又亲酌以献神，如是而已。《曲礼》：疏有说祀天无尸，古人盖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经传所述宗庙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书·大传》：有帝入唐郊，丹朱为尸之说。《左氏传》、《述晋祀》：夏郊之事，始末为详初，无董伯为尸之说。而《国语》乃言之，其言不经，难以据信。张子曰：天地山川之类，非人鬼者，皆难有尸。《节服氏》：送逆尸从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于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论祀地》
朱子曰：周礼有圜丘、方泽之说，后来人却只说社便是后土，见于书传，言郊社多矣。某看来，也自有方泽之祭。杨氏曰：愚按《大司乐》：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郑注云：地示所祭于北郊。及社稷牧人，阴，祀，用黝牲毛之。郑注云：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泽之礼，此外则有社祭，亦祭地也。郑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礼》：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黄琮礼地。《典瑞》：两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岁，有二祭。夏至祭昆崙之神于方泽，夏正祭神州之神于北郊。何也。盖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郑氏所不能违也。有昆崙，又有神州，有方泽，又有北郊，祈一事以为二事，此则惑于纬书，而牵合圣经以文之也。知有正礼，而又汨之以纬书。甚矣，其惑也。
《论元祐合祭之非》
程子曰：元祐时，朝廷议行北郊，只为五月间，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为难行。不知郊天礼地，礼制自不同。天是资始，故凡物皆尚纯，藉用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则资生，安可亦用大裘。当时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别用一服。是时苏子瞻便据昊天有成命之诗，谓郊祀同。文潞公便谓，譬如祭父母作一处，何害。曰：此诗冬至夏至皆歌，岂不可耶。郊天地又与共祭父母不同，此是报本之祭，须各以其类祭，岂得同时耶。朱子曰：天地合祭于南郊；及太祖不别立庙室。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
马氏曰：北郊之议，始于元丰初。至元丰六年，始罢合祭。元祐七年复合祭。绍圣以后，复罢之。政和四年，始亲祀地祇于方泽，盖自元丰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后四次亲祀方泽而已。其馀六郊，则遂废地祇之祀矣。夫本以合祭为非礼，分祭为礼。至分合之议不决，则废亲祠，而权以上公摄事者，且二十年。盖病其非礼，而反至于废礼。以为不当并祀于圜丘，而终不能亲祀于方泽。则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岁并祀南郊之为愈也。要之周礼，冬至圜丘，夏至方泽，其礼甚正，亦无难行者。诸儒议论，所以不能以时决者，其拘牵有二，礼文烦缛则惮劳，赏赉优渥则惮费。如陈古灵之说，每遇亲郊之岁，一日宿太庙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祀天，是欲以二祀并在一时，则不至倍费矣。而执礼之劳，加甚如曾曲阜之说，亲郊之岁，依古礼以夏至亲祠，方泽一如郊礼，至冬至则举圜丘之礼。是以二祀分在二时，则不至甚劳矣。而赏赉之费倍增，然礼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不可损略，而赏赉则五季姑息之敝政，何难更张。则如政和三年之诏，以郊天后一岁祭地方泽，应奉支赐，务从简省，毋使有偏而不举之失，乃为至论。但恐当时方昌丰豫之说，繁费未必能省。所以中兴之后，国势倥偬，则不复能遵而行之也。
《论宋郊祀必先享庙》
杨氏曰：愚按：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疏引《礼器》：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为證。《礼器》注云：鲁以周公之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于頖宫，告后稷也。夫有事，谓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祢宫，自此以后，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斋戒以神明其德，将以对越上帝，此则古礼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庙，五鼓朝享礼毕，质明乘玉辂赴南郊，斋于帷宫。十六日，行郊祀礼。夫五鼓朝享于太庙，质明乘辂赴南郊，斋于帷宫。又二日而郊祀，此则不拘古礼，以义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庙之意，而又不失乎致斋之严也。其后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圣二年八月，太常礼院言南郊合行荐告之礼，望降所用日诏，将来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太庙同日行礼。后五年，礼仪使刘筠奏曰：天圣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内，数次展礼，万乘之陟降为劳，百执之骏奔不暇。欲乞将来南郊礼毕，别定日诣玉清昭应宫景灵宫，行恭谢之礼。夫刘筠之请，盖欲避一日频并之劳也。然荐告者，郊前之礼也。恭谢者，郊后之礼也。刘筠欲易郊前荐告之礼为郊后恭谢之礼，盖亦以玉清昭应景灵宫非礼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为是婉辞以达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讲贾昌朝言朝庙之礼，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于旧典所宜奉行。其景灵宫朝谒，盖沿唐世太清宫故事，有违经训，固可改革，欲望将来朝庙前，未行此礼，候郊礼毕诣景灵宫谢成，如下元朝谒之仪，所冀尊祖事天，礼简诚至。夫昌朝之说，即刘筠之说也。然刘筠之议婉而明，不若贾昌朝之言严而正。岳氏《愧郯录》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礼之大者，与常礼异。折衷古今，以俟博识。及考元丰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吕升卿所奏，则先庙后郊，当时亦尝有议之者。反覆其论，可谓至当，而迄不见于用，则盖有弗便乎。今虽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发其馀论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斋之内，不当诣景灵宫及太庙朝享，遂具奏伏闻，止罢景灵宫诸处朝谒。而天兴殿及太庙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国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历考载籍，不闻为祀天致斋，乃于其间先享宗庙者也。独有唐天宝之后，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庙，号曰太清宫，是岁将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词，馈用素馔。甲午又亲享于太庙，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终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虽论者以为失礼，然考其初致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宫，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见上帝也。今陛下致斋三日，其一日于大庆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礼焉。古之大祀，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明交者。故《经》曰：斋三日，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盖先王之于祭祀之斋，如此其谨也。今陛下行礼于天兴殿，才斋一日尔。其之太庙与郊宫也，前祀之一日，皆尝用之矣，谓之一日之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斋，以修大祀，未见其可，况非全日乎。于以奉宗庙，则斋之日不足。于以事上帝，则斋之仪不专。陛下恭严寅畏，三岁一修大礼，将以受无疆之休，其为致斋者乃如此，殆未称昭事之意也。今太庙岁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于郊祀复修遍享之礼，此为何名乎。论者曰：宗庙之礼，未尝亲行，故因郊祀恭展荐献。臣曰：不然。唐太宗时，马周言曰：陛下自践位，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艺，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书，皇帝入庙，何以示来叶。良谓此也，且人主于宗庙之享，自当岁时躬修其事，其不亲享者，盖后世之失礼也。今日必因郊礼以行之，则义尤不可。夫因者不致专之谓也，七世圣神，俨在清庙，朝廷不特讲岁时亲行之礼，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闻也。臣愚，以为今郊礼，宜如故事，致斋于大庆殿二日，径赴行宫。其宫庙亲享，并乞寝罢，或车驾必欲至太庙，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撒去乐舞，以尽尊天致斋之义。其天兴朝享，乞更不行，请如新降朝旨，俟礼毕而恭谢，伏请继今日以往别修太庙躬祀之制，岁五大享，乘舆亲临其一焉。仍望自今岁腊享为首，于明年行春祠之礼，礿与蒸尝自次年以叙终之，每遇行庙享之时，则罢景灵宫一孟朝谒之礼。庙享致斋乞于内殿，出入如常仪，如此则祀天享亲，两得其当矣。珂按先庙后郊，苏文忠轼尝引书武成，證为《周礼》，而珂固疑其即变礼，以为常矣。升卿谓古之大祀，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虽礼之变，犹必历三日而后柴望。则升卿之言，岂非明据。然珂谓升卿之论，庙享岁五大享，而临其一，乃杀礼也，非备礼也。行庙享之时，则罢景灵宫一孟朝谒之礼。庙享既与景灵宫迭用，且致斋内殿，出入如常仪，乃常礼也，非大礼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礼备物，不可偏废。其势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于礼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辂而斋冕，而事门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谢乎大庆，后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则四年之祫，适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礼享祖宗，而以大礼祀天地也。若每岁而入庙，又三岁而出郊，礼有隆而无杀，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举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说，则太庙原庙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则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则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岁而遍，天地六岁而遍。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废也，则原庙恭谢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说，而太庙则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杀礼也，是又于何时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数，将于此乎。并无统矣。
《荆川稗编》
《五帝祀辩》五帝之祀，见于《周礼》。五帝之义，见于《家语》。其说本正大也。自秦汉间废祀天之祀，而以所谓郊祀者祀于五畤，名曰五帝。郑康成解经，习闻秦汉之事，遂于经所言郊祀，多指为祀五帝。且据纬书为之名字，东曰灵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纪，中曰含枢纽。于是王子雍群儒，引经传以排之。而谓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杨复斋，则谓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郑则失矣，王亦未为得也。其说善矣。然杨氏之释五帝，则以为如毛公所谓元气昊大，谓之昊天。远视苍苍，谓之苍天。程子所谓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之类。则五帝，乃天之别名，而元未尝有所谓五帝之神也。愚谓若以为天之别名而已，则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于祀上帝之外，别立祀五帝之礼乎。盖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犹五岳，为五行之镇。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于天之外，而谓五帝即昊天，则不可五岳不出于地之外，而谓五岳即后土，亦不可。《家语》所言尽之矣。今因疑纬书灵威仰等名字，而谓五帝之本无，因疑五帝之本无，而谓《家语》之非。圣言亦过矣。如日月星宿风伯雨师，皆天神之见于祀典者，经传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则以为各有名称，甚者或为姓字，其妖妄不经。甚于纬书，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诸神之本，无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