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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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典第六十九卷

律吕部总论四

明·朱载堉《律吕精义三》《辨陈旸之失》

序曰：陈旸知声而不知音，故辨之。

陈旸《乐书》曰：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浊，迭相为经，而清浊之声未尝偏胜也，孰谓十二律之外，复有四清声乎。为是说者，非古也，其隋唐诸儒傅会之说欤彼其所据者，唐之《正史》、《通礼》、《会要》、《令式》、《通典》、《义纂》、《义罗》之类，特一人之私说，非有本于圣人之经，天下之公论也。世之广其说者，不过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钟磬之虡，以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蔟为角，无射君也，管长四寸九分。黄钟臣也，乃长九寸。太蔟民也，亦长八寸。若用正声，则民与臣声皆尊，而君声独卑必。须用黄钟四寸五分，太蔟四寸之清，以答无射之律，则君尊于上，臣卑于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黄钟为君，非所以为臣也。今夫黄钟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于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与之抗矣。是君声常尊而臣民之声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与民相避以为尊卑之理乎。彼谓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也。至于论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为十二清声，是十六律之说，果不足以胜十二月矣。况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臣窃观圣朝，尝命有司考正钟律，遍问大乐，诸工佥言每朝飨祭祀，唯传旧法，用正声十二其四清声，多不能考击，是太常之乐名用四清，实用十二律也。李照据周礼典同，而论之谓十二钟之外，其馀四钟皆是清声，非中声乃郑卫之乐也，若去四清之钟，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何知乐之深耶。
又曰：五声者乐之指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骈拇枝指出乎形，而侈于形，存之无益也，去之可也。二变出乎五声，而淫于五声，存之亦无益也，削之可也。盖五声之于乐，犹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声可益为七音，然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说必不行矣，先儒必为是说者，盖有《原焉》、《左氏》传曰：为之七音，以奉五声。《周语》载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语》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时之务，当之书，《大传》述圣王巡十，有二州论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统。当之汉焦延寿京房，郑康成之徒谓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是谓七始。班固又从而傅会之，谓舜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听是其说，始于《夏书》而蔓衍于《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徵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音皆虚其土，犹大衍之数，虚其一也。大衍之数，虚其一，无害为五十七音之数；虚其土，无害为八音也。若以七音为二变，在焉是以五声奉五声，岂其理欤。臣尝读后周史，武帝时有龟兹人，白籍入国，最善为胡琵琶，听其所奏之调，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鸡识。三曰，沙识。四曰，沙侯。五曰，加滥。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箑以应。七律之音，合为八十四调。又知二变之声，出于裔音，非华音也。苏夔素号知音，尝援韩诗外传乐声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闻更加变宫、变徵，是欲以夏变裔，不欲以裔音变夏乐也。若夔者可谓知五声之本矣。今夫天无二日，土无二君，宫既为君，而又有变宫，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岂先王制乐之意哉。
又曰人感物以形声。声本无而为有。故五声之别，宫为上平声，商为下平声，角为入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知此可与言声律矣。先儒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之说，一何妄耶。
臣谨按《乐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谓之乐。唐杨收谓二变亦曰比，盖变与比名义皆出《乐记》，非始于近代也。夫乐有所谓声者，有所谓音者，何也。单出曰声，宫、商、角、徵、羽是也。
杂比曰音，变宫、变徵是也。声音二义相兼，所谓乐也然。声之为义，浅而易解；音之为义，深而难解，故曰：惟君子为能知乐，诚哉言也。古者旋宫之法，必用二变四清而后成，均宋李照之。为乐既黜四清而陈旸之著书，复挤二变，此古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也。旸著乐书，凡若干万言，而无丝毫裨补于乐。纷纷饶舌，徒欲沮坏旋宫之法而已，此所谓不知音而不可与言。乐者也，先儒唯朱熹最知乐，其次则蔡元定所论皆有理。今载二家成说，以破陈旸之谬。

《朱熹文集》曰：建乐立均之法，诸律相距间皆一律，而独宫羽徵角之间各间二律，相距既远则其声势隔关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犹幸其隔八之序，五声既备，即有二律介于宫羽徵角之间，于是作乐者，因而取之谓之二变。然后彼四声者，乃得连续无间而七均备焉。是亦律吕性情自然之变，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为也。然非古之哲人机神明鉴有以，尽其曲折之微，则亦孰能发其精蕴，著为明法以幸后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论也。
熹语录曰：宫商角徵羽与变宫变徵皆是数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损，此其所以为妙。问既有宫商角徵羽又有变宫变徵，何也。曰二者是乐之和相连接处。
蔡元定《律吕新书》曰：按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也。变宫变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古人谓之和缪，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
又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徵之间有变徵，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臣谨按四清二变，古今乐家为之说者，众矣，然惟冯元、杨杰、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说得之元之议。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陵谓之正迭，相陵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已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杰之议二变曰：律各有均，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蔟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馀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徵，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徵有变声，熹及元定所议亦然。陈旸独不然，谓雅乐只用五声十二律，不用二变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岂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与日月为七政，与气孛罗计为九曜五常之名，有礼无乐，有智无勇，有仁无孝，有义无忠，有信无恕，岂可便谓忠恕之类，皆如骈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龙白虎朱雀各一，而元武龟蛇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肾与命门为二，龟与肾属水而蛇与命门属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变之不可去亦如此然。旸之谬说，今人多惑之，是所谓不知音不可与言乐者也。吁。旋宫之说尚矣，大司乐及礼运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辈皆不敢非之，而近代为律吕之学者乃舍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旸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

《陈其愫·经济文辑》《刘凤论律吕》

夫律之候，气长则凌而先至，短则泄而不至。十有一月当冬至时，阳气距地九寸，故黄钟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吕律与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蔟律与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夹钟长与之等。三月谷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长与之等。四月小满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吕长与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宾长与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钟长与之等。七月处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则长与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吕长与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故无射长与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釐，故应钟长与之等。此一岁阳气所升之数而律管应之者也。是虽圣人之精测，然亦何以及此也。曰数尽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复。虽阴阳之升降，气朔之进退，十二律之长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齐之中有大齐焉。以一乘三为九律，起于九画，止于六律，声也。画象也。自然而然者也。圣人以数而范围天地，天地之度可参而知者，三一之谓也。故径而寡失细分之极于无穷，而皆得其纪焉者，举其要也。李文利不得于测候，由寘管之误也。然因阳气所升之度而古今用尺之长短，是亦可验之一端。
十二律以调，五声然有不足者。应钟之宫则徵浊而宫清夷，则为宫则商角羽无其调中吕为宫，则十二律皆无所取，故谓旅宫至于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则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谐也。曰此小分之说，误之也。《淮南子》所谓铢积寸累至丈石，而谬径、而寡失，不在举其要乎。故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何以凿为也。若郑康成之说本之，吕览淮南蕤宾重，上生，至于仲吕而所生分等，皆倍刘向之说。隔七为上生，隔八为下生，至仲吕而孤蕤宾而踰次矣。京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长九尺，析之一寸之，内乘为分，二干又为小分，以辨强弱，极离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须柱以拘弦移动之间。弥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岂聪耳之所及哉。

《朱健·古今治平略》《明律吕》

我朝以土德王声尚宫。初制乐时，冷谦议用四清声，故编钟编磬皆为十六，成一代完乐。岂非洞达音律者哉。嗣是探讨解悟，代不乏人。成化中丘学士浚言乐无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乐今日所歌之辞，度其腔调，按其节拍，先求世之所谓正宫越调之类，以究古人清宫清商之调，循俗法之所依换，寻古调之所抑扬，然后被之于丝，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调，而后古器合作于一堂之上，而有和应之美，不徒协奏者之心，而且谐听者之耳，然后按古人钟律之法，讲究其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筑室布灰如其法，截竹为筒以求黄钟之声繇，是以制律均音而造器焉先。试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又以十六声而齐八器，使一器之中声律自然均调，无有参错。合器而协之，使其众器之间自然翕合，无相夺伦，庶几得古人之彷佛矣。是其意一本于蔡元定朱晦庵之意而推广之，至嘉靖中，李教授、文利实始祖《吕氏春秋》三寸九分为黄钟，曰：含少之文辨黄钟九寸之误，以太极阴阳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见黄钟数少，为极清。辨宫声极浊之误，以左右对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损益，上生下生至仲吕而穷之，误其法。由十一月黄钟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吕则增六分，由大吕至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宾至六月林钟亦减六分，由林钟至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以复于黄钟，皆各减九分而适合三寸九分之数。由此而如环无端焉，以相生。其说曰阳数，始于一成，于三终于九，故律之为数，三九尽之矣。黄钟一阳初升，气微数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阳数之少，九分乃阳数之成，以三函九故黄钟之宫命之，曰：函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从以生，而增减亦皆以九分。惟黄钟之于大吕，蕤宾之于林钟，其增减视他律特异者。大吕当五阴之盛，一阳始生，则阳虽进而尚弱，林钟当五阳之盛，一阴始生，则阳虽退而尚强，其增减宜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长短，一本阴阳升降之气，所谓律历同道者也。作《律吕》、《元声书》二篇，范副使辂等信其说，从受学杨学。士廉爱其书以为天授，而王尚书廷相韩尚书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谓其不然，以为乐律音调之承传在中原依古往而来，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见卜度决也。廷相驳之书，言：古人制为五音非徒然无所本者，宫本喉，商本齿，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声，不论歌唱言说，必自宫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气之平声，音之中也，故宫音始，而浊羽音极，而清落，而收于角，清浊平焉。此声气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者。今曰：黄钟宫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宫为清，则黄钟之管九寸重，浊而不合，故有黄钟三寸九分之说。呜呼。大谬矣。夫上古钟律之调简矣，而不求备也，故《周礼》三钟十二律皆足考击，若必欲尽五音之调，非加以十二子声不可，何也。清之分数少也，故古之编钟编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设，盖通正声子声并击之也。晋宋以来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声以补其不及，故作徵调，终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数少也，声之道顺而易，逆而难者也。故浊之役清也，常有馀。清之役浊也，常不足。故备清浊之调，非子律不可。今曰取声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调，终不可成令平。公欲听清商，虽师旷何自而击之，谓子律可废乎哉。夫正变二十四律，则五音各五之调，略备必如京房六十调之说，则清律极短，其声焦杀而不成调，虽有其名，初无实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说，而衍之，况后学哉。曰：然则十二律还相为宫，果何谓乎。曰：此非六十调之谓也。凡调以一律为主，其馀律皆比而和之，始终出入不离首律。故曰：旋相为宫言各律，旋各自为首也。如黄钟为主律，则必以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杂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浊凌犯而后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调，合正与子而二十四调。生焉虽缺其一音，而调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汉，至唐，至宋，雅俗乐流传于世者大抵宫调独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调止三之一，此足以见声音之道浊者，常有馀。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谓六十调者，论说虽美而实无所用也，后学不察而传衍之谬矣。且以为李氏之说，既不达五音之清浊，又不及作乐之节度，其论律吕乐职乐器声，容之考證，皆长乐陈氏之绪。馀岂闽人无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与又著论曰：夫人有性情，则有歌咏，有歌咏，则有音乐，有音乐必有律吕，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之谓也。古之圣人，本人声清浊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钟既正则琴瑟笙竽，依类而正。合而奏之，黄钟作而林钟应，大吕作而夷则应，所谓同声相应也。故曰：元声定则诸律正，诸律正则八音谐。夫乐者中和之道也。极清不足以成调，极浊不足以为元，律吕之始终要，诸此而已。故有律本有律度，何谓律本黄钟是也。汉志以黄钟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径，其长九寸围九分径三分十二，律虽有长短，其径三围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参亭无馀故三分，损益皆得，全数制律之法，莫要于此所谓本也。何谓律度中声是也。古人制律之妙，不可传所传者器耳。其法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损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黄钟太蔟姑洗损阳以生阴，大吕夹钟中吕损阴以生阳，蕤宾夷则无射益阳以生阴，林钟南吕应钟益阴以生阳，律吕之义尽矣论乐者，皆以黄钟大吕为大音，而不知大吕之设四寸有奇，安得与黄钟同论。故为上下以减清浊，期于中声而止所，谓度也。如是而五音可以辨矣。声出于脾谓之宫，宫主喉出于肺，谓之商。商主齿出于肝，谓之角。角主牙出于心谓之徵，徵主舌出于肾谓之羽，羽主唇，此五声之内外象也。辨其大节即知其相生。故必自宫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而角。角者气平之声音之终事也，此声气自然之机理，人力一毫不可强造也。其正声之外复有子声，何也。声者以渐而清者也。如黄钟为声元，其管最长，诸声俱不能越黄钟之上，故以顺而役其音自谐。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大吕为商，夹钟为角，夷则为羽，则四声俱浊而宫独清，虽有韵亦不成音。必须子声凑合乃始成调，此亦必然之理也。其曰：旋相为宫，何也。人声之发，必起于喉，而达于舌齿，再呼而换气，必反于舌本及腭而极于唇，与舌中是七律，旋转皆可以为声始也。由是观之，不惟黄钟发声自喉，或自林钟而及黄钟，或自太蔟而及黄钟，或自黄钟而及林钟，其发声之处，宫之分也。故曰：旋相为宫，非宫调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旋宫之外，复有二变，何也。初发之声或抑或扬，其气皆平，一二句之后声气必有极扬者，扬则宫徵俱清，然非初发之宫徵，安得不谓之变宫变徵乎。要非十二律外别制此二声，无此二变则无抑扬高下之节而均调不成，故曰律非五声不能辨，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变不能尽，左氏谓之七音书，传谓之七始，盖声有二变，则不可废四清，非如后代以子声为四清也。斯亦钩深致远，得其衷者矣。至韩公邦奇博极群书，研律吕之学于是作，志乐以为古今诸儒之论律吕，何其纷纷耶。谓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以九寸为法者，班氏之说也。下生倍实，上生四实，皆三其法而管又不专以九寸者，马迁氏之说也。得相生之法以阳，下生阴，阴上生阳，起黄钟终仲吕而为十二律，仲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吕，为六十律，盖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说也。建蕤宾重上生之议，至大吕夹钟仲吕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郑康成之说也。隔七为上生，隔八为下生，至仲吕则孤而不偶，蕤宾则踰次无准者，刘向氏之说也。演京氏之馀而伸为三百六十律，日当一管各以次从者，宋钱乐之之说也。斥京氏而以新旧法分参之者，何承天沈约之说也。诸家之论角立蜂起，虽班氏较为精密，要皆揣测乎。影响之际棼纶乎，简册之间已矣。故马迁知律生声，钟生律而律经声纬之递，变体十用九之，明示则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围，八百一十分之积而旋宫环转，乘除规圆之图，则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声而正变全半子倍之，交用调均首末长短之互见，则未之及焉。隋氏之乐独奏黄钟王朴之乐，不考金石以至荀勖与阮咸互相诋也，何妥与郑译交相诎也，范镇与刘几迭相诽也，即温公之于蜀公考亭之。于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乐，歌工病其太浊私，减铜剂声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杨杰定元丰之乐，欲毁旧钟而不得乃陈其已。敝者为乐工，一夕易之而杰勿之，知魏汉津定崇宁之，乐制器不成剂量，工人皆随律，调之大率非其本说，而汉津亦弗之知，又恶用是呶，呶者为也，遂使近世轻于变古，若莆田李文利氏独有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以太极阴阳五行从一生二，从少及多，故言黄钟数少为极清以辨宫声，极浊之误其所著《律吕》、《元声》二篇，虽一时有惊，为天授者要本之《吕氏春秋》，而长孙无忌刘恕亦尝主之。然黄钟冲气无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损益皆从出其中，如君之无不统，如天之无不覆也，傥执含少以为清管，此律一差，大吕以下十一律皆无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变古也。自李氏刱异同之议，又有作乐律管见者，金溪黄积庆氏也。有作律吕正声者，即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佛李氏而小有参差。若吴中黄省曾则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汉书，较有明据，而楚中瞿九思测律创图以为质，诸理而理合乃质。河图质洛书，质大衍，质于易，质于畴，质诸历，质诸数，莫不吻合质诸造化，而造化合犹未敢自信，复多创为千百其法，以求至当。若大吕而下自三寸以上至于八寸七分毫釐纤，忽如珠连栉比，无不巧为辏泊以求合，合而为宫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调而经纬错综纵横，反覆无不合于图书，造化如必欲多为声调，即剖而为京房之六十析，而为欧阳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为钱乐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无难也。天下理而已矣。倘禀诸河图洛书参诸周易，质诸造化而后论乐，即不中宜，不远今，不必穷理而使区区或求之于古律，或求之于古尺，或求之于古斛龠，或求之于古泉。布而大要多禀承于河东之黑黍，轻于千二百则易以大，多于千二百则易以小，此以黍为方分彼，以黍为圆径，此以为律生尺，彼以为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间，一芒一釐之际，至聚讼于，累岁穷年而狱犹不解，是何。其放饭流歠而虚为此纷纷也。余持论一归，本于理即以之而试于丝，试于竹而丝竹或不叶，恐亦当移丝竹以就理。慎不当舍理而姑为迁就，以徇丝竹。况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宁有执理持论冥合造化而不可奏之于郊庙邦国者哉。此亦超解创见矣。独其尽疑古法，谓七音二变，四清声之皆不足信欲，捐去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之说，以为淮南之误用管子。而汉史之误用淮南，则毋亦好为持异。厌粱肉而耽珍，错之故与究而论之圣人。因声气以制乐，故天无所不通于人而占天者以气，人无所不通于天而格天者以声。声气之为同，易知也。叫啸啼呻偕闻于天而为八音，六律之制以写之。氤氲噏欱均触乎物，而为密室缇縠之法，以候之丝竹灰琯之为同，易知也。古之圣人后天以徵声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气而得其应，感若呼，应若响，用其显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谓乐之用神而声气为微妙。噫，亦谬矣。语曰：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冬至而麋角解，月虚而鱼脑减，故草知岁，蓂纪日，燕识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丰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于气喻，若鱼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时变，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于显，托验于秘，非有他谬，巧也。然琯承于气，自长自短，声出于琯。自清自浊，阳萌于复，故子月为天统音，尚其中故。黄钟为君声，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数，数生律，自然为纲。故足贵已而鄙生小，拘务新臆见傅会义理，自司马迁以来，去古甚近皆云黄钟。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远而李氏信吕，览浮浪之说，执以为三寸九分。夫历世以降，谙解非乏沿袭未舛犹可无论。至于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应时飞动未闻其乖，因气辨声可为左，验至于次，第益之则高亢而不伦次第。损之则纤伏而无声季通之，辨斯为确矣。大抵声之应律如气，应琯空穴窍水，风触为声，中于宫商莫知其然，又况于八音之为器哉。凡谓古乐未亡者，非求尽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无淫哇，奏之而无繁乱，于以宣八风而平六气不难矣，论乐者幸无神说而深言之。

《春明梦馀录》《乐旨》

宋建阳蔡元定著《律吕新书》二卷，其上卷以《汉志·斛铭文》定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为黄钟。第一以《淮南子》、《汉前志》本黄钟之律，以三历十二辰积之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第二以黄钟三分为损益，定生十二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实，四次变律，五次律生。五声图，六次变声，七次八十四声图，八次六十调图，九于是候气审度，嘉量权衡次焉为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书志经传，疏注《吕氏春秋》、《淮南子》，下至历代龠尺款识。用以明造律和声，均调候气制器之事。朱文公称其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凿凿可见之行也。其后文公考定《礼书》定钟律，《诗乐》至《乐舞》等篇。而《钟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称明邃矣。
《乐书》云：昔太史公为律书，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以为天下富庶百姓嬉游此，和乐之本也，盖亦深达制律之意者哉。乐之用不外乎声音，《律吕通典》云以子声比正声，则正声为倍，以正声比子声，则子声为半。如仲吕之管长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黄钟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数。但得八寸七分有奇以为黄钟之变律，半之得四寸三分有奇为子声，此声有倍半之略也。《淮南子》云：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谬。盖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则其数六十有四，隔八下生当得宫前一位，以为变宫。又自变宫隔八上生，当得徵前一位，其数五十有六以为变徵。变者与正比则为和，变者与正不比则为谬，此音有和谬之略也。《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为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蔟为人始，此分而言之也。盖黄钟居子为天统，林钟居丑为地统，太蔟居寅为人统，故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以三合四是谓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略也。以七音因十二律为八十四调，除二变声不得为调，以五因十二则为六十调。然二变不调，则冬夏声阙，四时不备，蔡子之说非而郑译之议是也。此六十调与八十四调之略也。以径象言之，黄钟长九寸为乾，林钟长六寸为坤，乃邵子皇极经世声起于多乾之甲也，音起于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于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黄钟为阳，大吕为阴，犹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黄钟之生林钟，林钟之生太蔟，犹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重钟律议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当一期之日，随日建律，依次运行，当日者以次为宫，而商徵依次从焉。此义之有符于历者也。乐必用五音，然《周礼》三大祭皆无商音说者，谓周德木也，故祭鬼神之乐，去金开元诸，臣言唐土德王，请加商调，去角调，是即周礼之意。云尔我朝以土德王，初作洪武正韵，声起于东，从角也。后见礼部韵会而遵用之，不起于东而起于公，此则从宫矣。岂非深达造化者哉。律止于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为父，应声轻清为臣为子，故四声曰清声即夹钟大吕黄钟太蔟之应也。苟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矣。冷谦建议用钟声四故编钟编磬，皆为十六，岂非洞达音律者哉。诗称定之方中谓测日景，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论备矣。然候气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则气必不应，何也。天气微偏于左，地气微偏于右，所谓不参差则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测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针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黄钟之律于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钟之律于丙午之中，然后飞灰应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黄钟，岂非臆说哉。黄钟起于子，之一以三倍之历十二辰而终于亥之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汉志》盖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算位耳，蔡子乃批以为真。张皇铺衍谬矣。自黄钟之管阳皆下生，阴皆上生。自蕤宾之管，阳反上生，阴反下生。此非空言也，从子至巳阳生阴退，故律生吕言下生，吕生律言上生。从午至亥阴生阳退，故律生吕言上生，吕生律言下生，盖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则终于仲吕，其长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宾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终于仲吕，其长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吕止三寸三分有奇，虽三分益一，不能复生。黄钟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则三分益一可以复生黄钟耳。蔡子乃讥其阴阳错乱，亦未之思乎。近世儒者乃曰：黄钟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纪《吕氏春秋》所载含少之说为证，曰：黄钟音始也象则君也，其律宜短，其气宜微，其声宜清者也。夫黄钟以八十一分为管而吹三十九分以为声，故谓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律而执，含少以为清管焉。自此律一差大吕而下十一律者皆无由取正矣。盖太史公之言曰：细若气，微若声，圣人神而明之，虽妙必效。今圣主当阳能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是，乐之本也，区区之器与数何足论哉。
黄太史道周乐律论衡曰：乐律史记所载极为详悉，扬子云太元只是说历耳，天地之体四方各百二十八周，而围之五百一十二，因而圆之四百八十。凡方圆相割，十有八变而归于极体。四则用三体，三则用四，以四为实，以三损益割方即为损，割圆即为益，考其纤微，皆方不止于径，一周四圆不止于径，一围三约长馀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生也。历律之妙皆于此径一围三上。察其微差以为相生之律，如黄钟全历百二十馀一分七釐有强，因而裁之八十有一为黄钟之上宫，其下宫三十有九馀分不尽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吕不韦俱称黄钟三寸九分，此是讹黄钟之下宫以为上宫。我朝李文利、郑世子之流又祖其说以三寸九分起黄钟，则黄钟之声宜极短而清毋复牛鸣中者矣。管子亦称黄钟有大洒之音，此皆于变宫上说，黄钟非就黄钟，本位起实数也。如就本位起实数，则六律六吕皆百有二十分。如大吕七十有二则其馀宫四十有九又有馀分，不与仲吕相乱。今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为娶妻生子之序，上下损益终于南吕之六寸。而百二十分之律分中所谓律之一终也，京房六十律亦从此始；如用三寸九分之律，则管分极短，吹不成声，应不动气，又益五寸二分以为大吕，颠倒极矣。某自少时常用文利之律，以比于淮南吕览之说，久而知其不然，乃复求之史记，知太史所藏去古未远，置一而十一之，以三为实，以四为积，不可易也。伶州鸠所论六閒六正，大不踰宫，细不过羽，从来已旧，安得指短极之律，以起至大之宫，使钟量衡度，皆无所从。始乎凡乐，亥为应钟，卯为夹钟，未为林钟，此三钟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谓是物也。巳为南吕，丑为大吕，酉为仲吕，此三吕者为三庚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谓是物也。黄钟为子，子与亥而从阳，治阳者为主，治阳而主钟蕤宾为午，午与巳从阴治，阴者为客，故言宾而治吕，主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为治也，礼祀天神则用圜钟为宫，以相次为序，祀地祇则用函钟为宫，以相生为序，祀人鬼则用黄钟为宫，以相合为序，其以黄钟代应钟，亦犹之尊子而绌亥也。凡道之本于礼乐者，皆与天行之度一一相追，礼退而绌，乐进而盈，乐动而升，礼让而反，日之让天，月之让日，进而称顺，退而数逆，藏往知来其致一也。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馀，为日月交食之会，折之为六分有半，为律法之所从，极蔡元定子丑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申酉戌亥，下得全秒犹未有定论，惟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釐损益上下，以至于一分而极而半声閒起之法，亦于是而出矣。然则太师吹铜听律。以知师之善败如何，某云予非瞽史安知吹律。然诗称其军三单大国，一军万二千五百人，三军之数与天道参六师之义倍而用之，用众之律而过于天道，未有不败者也，然则历数十有七万八千馀强何也。曰：置一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数也，因而三之五十三万馀强而与天俱，周律之与礼乐天道兵师其概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