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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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律典第十九卷

乐律总部汇考十九

宋五

孝宗隆兴元年，德寿宫上寿停乐不作。
按《宋史·孝宗本纪》：隆兴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寿宫。　按《乐志》：元年天申节，率群臣诣德寿宫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事下礼曹，黄中复奏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春秋》，贼未讨，不书葬，以明臣子之责。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事遂寝。
隆兴二年，始用乐，又诏除玉辂平辇等外所用人数并从省约。
按《宋史·孝宗本纪》：二年春正月辛卯，诏增德寿宫车辇仪卫。乙未，及皇后朝德寿宫。二月丙子，诏减文武官及百司吏郊赐之半。五月乙巳，率群臣诣德寿宫贺天申节，始用乐。　按《乐志》：二年，兵部言：奉明诏，大礼乘舆服御，除玉辂、平辇等外，所用人数并从省约。内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有五百八十八人；警场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乾道元年，减乐工诏订定亚献终献之乐。
按《宋史·孝宗本纪》：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圜丘。　按《乐志》：乾道改元，始郊见天地。太常洪适奏：圣上践阼，务崇乾德，郊丘讲礼，专以诚意交于神明。窃谓古今不相沿乐，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国鲜习其艺，而听之则倦且寐，独以古乐尝用之郊庙尔。昔者，竽工、鼓员不应经法，孔光、何武尝奏罢于汉代，前史是之。今乐工为数甚夥，其卤簿六引、前后鼓吹，有司已奏明，诏三分减一，惟是肄习尚踰三月之淹。夫驱游手之人摐金击石，安能尽中音律，使凤仪而兽舞。而日给虚费，总为缗钱近二钜万。若从裁酌，用一月教习，自可应声合节，不至阙事。于是诏郊祀乐工，令肄习一月。太常寺复言：郊祀合用节奏乐工、登歌宫架乐工、引舞舞工，其分诸社稷及别庙，并番轮应奉，更不添置。寻以礼官裁减坛下宫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箫、篴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埙可省者十人。其分诣给祠凡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钟、磬凡四十八架，止设三十有二人，其宫架钟、磬仍旧。排殿门慢乐色量省人数，悉报如章。礼部郎官萧国梁又言：议礼者尝援绍兴指挥，时飨亚献既入太室，即引终献行事，虽便于有司侍祠，免至跛倚，则其流将至于简。宗庙用之郊飨尤为非宜。盖有献必有乐，卒爵而后乐阕。今亚、终献乐舞虽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终，不可乱也。若使之相继行事，杂然于酌献之间，则其为乐舞者，不知亚献之乐耶，终献之乐耶。诏从其请订定。　又按《志》：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馀无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旧例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毬军三十二人，起立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相扑等子二十一人。命罢小儿及女童队，馀用之。
乾道三年，北使上寿诏谕以不用乐雩祀用舞童六十四人歌《云汉》之诗。
按《宋史·孝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孝宗素恭俭，每贺正使赴宴作乐，多遇上辛斋禁，有司条治平用乐典故以进。及生辰使上寿，适亲郊散斋，枢密副使陈俊卿请以礼谕北使，毋用乐。不得已，则上寿之日设乐，而宣旨罢之，及宴使入，然后用之，庶存事天之诚。上可其奏，且曰：宴殿虽进御酒，亦勿用。宰相叶颙、魏杞方主用乐之议，以为乐奏于紫宸，乃使客之礼。俊卿独奏曰：适奉诏旨，仰见圣学高明，过古帝王远甚。彼初未尝必欲用乐，而我乃望风希意，自为失礼以徇之，他日轻侮，何所不至。寻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犹为北使权用。后三年，贺使当朝辞，复值散斋，上乃谕馆伴以决意去乐及议所以处之者，如使人必以作乐为言，则移茶酒就驿管领，遂有更不用乐之诏。其后因雨泽愆期，分祷天地、宗庙，精修雩祀。按礼，大雩，帝用盛乐。而唐开元祈雨雩坛，谓之特祀，乃不以乐荐。于是太常朱时敏言：《通典》载雩礼用舞僮歌《云汉》，晋蔡谟议谓：《云汉》之诗，兴于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元衣，歌《云汉》之诗。诏亟从之。
按《文献通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故事，北使来朝，例锡花宴。如在大祀斋之中，则不用乐。辞见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北使来朝会庆节，上寿在亲郊散斋之内，陈正献公时以副枢兼参预，请令馆伴以礼谕之，而议者虑生事，多请权用乐者。李文简为吏部郎官，建言：汉唐祀天地，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我艺祖初郊亦然。自崇宁大观，法《周礼》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复汉唐及本朝旧制，庶几两得。上颇难之。陈公又奏：必不得已，则上寿之日设乐，而宣旨罢之。及宴使客，然后复用，庶几事天之诚，得以自尽，而所以礼使人者，亦不为薄。自当悦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虽进御酒，亦毋用乐。唯于使人，乃用之耳。诸公顾以为，紫宸上寿，乃使客之礼。固执前议。陈公又不可，独奏言曰：适奉诏旨，有以见圣学高明，过古帝王远甚。臣敢不奉诏。然犹窃谓更当先令馆伴，以初议谕使人。再三不从，乃从今诏，则于礼为尽，而彼亦无辞。不可遽鄙裔人，而遂自为失礼以徇之也。蒋子礼犹守前说，陈公争愈力。上顾陈公曰：可即谕阁门行之。陈公退，复为奏曰：彼初未尝必欲用乐，我乃望风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敌国之臣，而亏事天之礼。他时轻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圣虑。上嘉纳焉。既而卒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为北使权用。六年生辰，使当辞，复在亲郊散斋之内，赵温叔丞相时以起居舍人为馆伴，使面奏，决不可用乐。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辞，先一日，上遣中使谕温叔云：来日已决意不用乐。万一使人不顺，不知如何结末。请舍人更加思虑。来日五更，奏来。温叔复奏：殿陛之上，匆𢞁行酒，使人决不能省会。万一省会，亦必不敢不顺。万一不顺，臣恭备员馆伴当，乞直前奏禀。乞宣谕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斋，决不使乐。若使人必欲乐，乞移此茶酒，就驿中管领，所谓结末，不过如此。上纳用焉。或谓前北使之来，极恭顺。上喜，思以异礼待之，故叶魏二相，皆主用乐之议。郑景望、刘文潜时为馆职，尝移书政府论之，而不听也。至自用赵公之议，始去乐。论者韪之。
乾道七年，诏立皇太子奏明安之乐。
按《宋史·孝宗本纪》：七年三月丙申，御大庆殿册皇太子。　按《乐志》：乾道初元，诏立皇太子，命礼部、太常寺讨论旧礼以闻。受册日，陈黄麾仗于大庆殿，设宫架乐于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乐，升，用黄钟宫，降，用蕤宾宫。皇太子入殿门，作《明安》之乐，受册出殿门亦如之，皆用应钟宫。至七年，易应钟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则太师吹管以度其声，观所协之律。有虞典乐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乐为教，所以养其性情之正，荡涤邪秽，消融查滓而和顺于道德，则陈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册拜宜仿古谊，式昭盛礼。由唐季世，储贰罕定，国家益多故而礼废乐阙。至于建隆定乐，虽诏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册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册，宜奏《正安》之乐。百年旷典，至是举行，中外胥悦。至天禧册命，礼仪院复奏改《正安》之乐。乾道之用《明安》，实相述天禧，而以姑洗为宫，则唐东宫轩垂奏乐旧贯云。　又按《志》：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以明更不用女乐，颁示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證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各以上、下分为清浊。其中吕、蕤宾、林钟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其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太簇、夹钟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紧别之。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为宫。此其取律寸、律数、用字纪声之略也。一宫、二商、三角、四变为宫，五徵、六羽、七闰为角。五声之号与雅乐同，惟变徵以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变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馀之义，故谓之闰。四变居宫声之对，故为宫。俗乐以闰为正声，以闰加变，故闰为角而实非正角。此其七声高下之略也。声由阳来，阳生于子、终于午。燕乐以夹钟收四声：曰宫、曰商、曰羽、曰闰。闰为角，其正角声、变声、徵声皆不收，而独用夹钟为律本。此其夹钟收四声之略也。宫声七调：曰正宫、曰高宫、曰中吕宫、曰道宫、曰南吕宫、曰仙吕宫、曰黄钟宫，皆生于黄钟。商声七调：曰大食调、曰高大食调、曰双调、曰小食调、曰歇指调、曰商调、曰越调，皆生于太簇。羽声七调：曰般涉调、曰高般涉调、曰中吕调、曰正平调、曰南吕调、曰仙吕调、曰黄钟调，皆生于南吕。角声七调：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双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应钟。此其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也。窃考元定言燕乐大要，其律本出夹钟，以十二律兼四清为十六声，而夹钟为最清，此所谓靡靡之声也。观其律本，则其乐可知。变宫、变徵既非正声，而以变徵为宫，以变宫为角，反紊乱正声。若此夹钟宫谓之中吕宫、林钟宫谓之南吕宫者，燕乐声高，实以夹钟为黄钟也。所收二十八调，本万宝常所谓非治世之音，俗又于七角调各加一声，流荡忘反，而祖调亦不复存矣。声之感人，如风偃草，宜风俗之日衰也。夫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使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此正古君子治天下之本也。绍兴、乾道教坊迄弛不复置云。按《文献通考》：乾道七年，册命皇太子乐章四首。〈按《孝宗本
纪》：乾道元年立皇太子，七年复立皇太子，而《乐志》不载年月，止称乾道初元，兹据《通考》载入七年
〉淳熙二年，上上皇尊号始用宫架备乐。
按《宋史·孝宗本纪》：淳熙二年冬十月壬午，诣德寿宫，加上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寿圣明慈太上皇后尊号曰：寿圣齐明广慈太上皇后。十一月戊申朔，奉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册宝于德寿宫。十二月甲午，朝德寿宫，行庆寿礼。　按《乐志》：二年，诏以上皇加上尊号，立春日行庆寿礼。有司寻言：乾道加尊号，用宫架三十六，乐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来加号庆寿，事体尤重，合依大礼例，用四十八架，乐正、乐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礼乐明备。仍令分就太常寺、贡院前五日教习。前期，太常设宫架之乐于大庆殿，协律郎位于宫架西北，东向；押乐太常卿位于宫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并位于宫架之北，东西相向，又设宫架于德寿殿门外，协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发册宝日，仪仗、鼓吹列于大庆殿门，乐正、师二人以次入。赞者引押乐太常卿、协律郎入，就位，奏中严外办讫，礼仪使奏请皇帝恭行发册宝之礼，太常卿导册宝，《正安》之乐作。中书令奉宝、侍中奉册进行，《礼安》之乐作。发宝册毕，鼓吹振作，仪卫等以次从行。皇帝自祥曦殿辇至德寿宫行礼，册宝入殿门，作《正安》之乐。上皇出宫，作《乾安》之乐；升御坐，奉上册宝，作《圣安》之乐；降御坐，作《乾安》之乐。太后册宝进行，用《正安》；出閤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閤，复作《坤安》之乐。礼部尚书赵雄等言：国朝旧制，车驾出，奏乐。今庆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礼仪详备，无以副中外欢愉之心。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并用乐及簪花。诏从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礼成，宜进胙慈闱，行上寿饮酒礼。所有上寿合办仙楼仍用乐，其乐人照天申节礼例。凡上诣德寿宫，或恭请上皇游幸，或至南内，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时序赏适、过宫侍宴，或圣节张乐、珥花、奉玉卮为上皇寿，率从容竟日，隆养至乐，备极情文。　又按《志》：淳熙中大阅，帝自祥曦殿戎服而出，皇太子、亲王、执政以下并从，诸将皆介胄乘马导驾，军器分卫前后，奏随军鼓管大乐。上寻易金甲，乘马升将台，殿帅举黄旗，诸军呼拜，奏发严，中军鸣角。马步簇队，连三鼓。至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乃变方阵。别高一鼓，马步军出阵。别高一鼓，各归部队。五鼓举黄旗，变员阵。又鼓，举赤旗，变锐阵；青旗变直阵。收鼓讫，一金止，重鼓鸣角，簇队放教。此其凡也。
淳熙六年，始举明堂禋礼命五使按雅乐。
按《宋史·孝宗本纪》：六年秋九月，合祭天地于明堂。按《乐志》：六年，始举明堂禋礼，命五使按雅乐并严更、警场于贡院，奉诏将乐器依堂上、堂下仪制排设，五使及应赴官僚从旁立观按阅，仍听往来察视。时大礼使赵雄言：前例，阅乐至皇帝诣饮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阅奠玉帛及酌献等乐，皆坐自如，于礼未尽，不当袭用前例。故有是诏。既而礼官讨论，自绍兴以来，凡五飨明堂，礼毕还辇，并未经用乐，即无作乐节次可考。乃参酌礼例，成礼称贺及肆赦用乐导驾，并用皇祐大飨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仪注，实述绍兴成宪，又命有司兼酌元丰、大观旧典，为后世法程。其用乐作止之节，粲然可观：前三日，太常设登歌乐于坛上，稍南，北向，设宫架于坛南内壝之外，立舞表于酂缀之间〈明堂登歌设于堂上前楹间，宫架设于庭中〉。前一日，设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虡西北，一于宫架西北。押乐官一：太常丞于登歌乐虡北，太常卿于宫架北。省牲之夕，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协律郎展视乐器。祀之日，乐正师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舆，自青城斋殿出，乐正撞景钟，降舆入大次，景钟止〈明堂不用景钟〉。服大裘衮冕，自正门入，协律郎跪，俯伏，举麾，舆。工鼓柷，宫架《乾安》之乐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仪安》〉。至午阶版位，西向立，协律郎偃麾戛敔，乐止〈明堂至阼阶下，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而后作，偃麾而后止。礼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明堂作《诚安》。〉文舞进，左丞相等升，诣神位前，乐作，六成止。皇帝执大圭再拜，内侍进御匜帨，宫架乐作，帨手毕，乐止。礼仪使前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明堂并升自阼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嘉安》之乐作〈明堂至堂上作《镇安》〉。奠镇圭、奠玉币于上帝，乐止。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仪。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明堂降自阼阶〉。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奉俎官入正门，宫架《丰安》之乐作〈明堂作《禧安》〉。跪，奠俎讫，乐止。内侍以御匜帨进，宫架乐作，帨手拭爵，乐止。礼仪使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明堂无升坛〉。登歌《禧安》之乐作〈明堂作《爱安》〉，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乐止。读册，皇帝再拜。每诣神位并如之。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奏请还小次，宫架乐作，入小次，乐止。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乐止。亚献，升，诣酌尊所，西向立，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皇太子为亚献，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献如上仪，乐止。终献亦如之。奏请诣饮福位，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将至位，乐止。登歌《禧安》之乐作〈明堂作《胙安》〉。饮福，礼毕，乐止。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明堂不降阶〉。彻豆，登歌《熙安》之乐作〈明堂作《歆乐》〉。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一成止〈明堂作《诚安》〉。诣望燎、望瘗位，宫架乐作，至位，乐止〈明堂有燎无瘗〉。燎、瘗毕，还大次，宫架《乾安》之乐作〈明堂作《慰安》〉。至大次，乐止。皇帝乘大辇出大次，乐正撞景钟〈明堂不用景钟〉，鼓吹振作，降辇还斋殿，景钟止。百官、宗室班贺于端诚殿，奏请圣驾进发，军乐导引，至丽正门，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入门，乐止〈明堂就贺于《紫宸殿》，不奏《采茨》〉。乃御丽正门肆赦。前期，太常设宫架乐于门之前，设钲鼓于其西，皇帝升门至御阁，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升御坐，乐止。金鸡立，太常击鼓，囚集，鼓声止。宣制毕，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皇帝还御幄，乐止。乘辇降门，作乐，导引至文德殿，降辇，乐止。按大礼用乐，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篴色二，埙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箫色六，编钟七，编磬八，镈钟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晋鼓十五，建鼓十六，鞞、应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一十九，灵鼓〈祭地祇用〉二十，灵鼗鼓〈同上〉二十一，露鼓〈飨宗庙用〉二十二，露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单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钲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单铎三十，双铎三十一，铙铎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国乐之用尤大者，故俱载于篇。
按《玉海》：淳熙六年四月，礼官奏下学士院修制明堂乐章。七月，周必大言：绍兴乐章，多因学士汪藻所撰，略加增损。臣窃见皇祐二年，宰臣文彦博等言：明堂大飨天地祖宗乐章，乞从御制仁宗亲作四曲用之。嘉祐七年，又制明堂迎神乐章。政和七年八月十二日，徽宗制明堂乐曲九章。绍兴二十八年，制南郊，并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前一日，朝飨太庙，共十三章。惟明堂乐章，未经御制。欲望特纡宸藻，亲制天地祖宗四位酌献乐章。二十七日，从之。
淳熙十五年七月，高宗庙乐曰《大勋》，舞曰《大德》。九月，大飨明堂，诏降神送神作乐馀皆备而不作。冬十月，金使上寿亦不设乐。
按《宋史·孝宗本纪》：十五年夏四月丙戌，祔高宗神主于太庙。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庙乐曰《大勋》，舞曰《大德》。九月辛丑，大飨明堂。冬十月癸未，金遣王克温等来贺会庆节，见于垂拱殿东楹。甲申，会庆节，诏北使、百官诣东上閤门拜表起居，免入贺。　按《乐志》：高宗升祔，太常言：附飨行礼，当设登歌、宫架、乐舞，晨祼馈食，其用乐如朝飨之制。于是，高宗庙昉奏《大德》之乐舞。礼部言：今虞祔之行，纯用古礼，导引神主，自有卫仗及太常鼓吹，而杂用道、释，于礼非经，乞行蠲免。诏从其请。既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郑侨奏：祭祀于事为大，礼乐于用为急。然先王处此，有常变之不同，各务当其礼而已。昔舜居尧丧，三载遏密。后世既用汉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汉儒越绋行事之制。循习既久，不特用礼，而又用乐，去古愈远。圣主躬服通丧，有司请举大礼，屈意从之。且大飨之礼，祭天地也。圣主身亲行之，行礼作乐，似不可废。其他官分献，与夫先期奏告，例用乐者，权宜蠲寝，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损益而裁定之，亦足为将来法。乃命太常讨论，诏除降神、奠玉币、奉俎、酌献、换舞、彻豆、送神，依典礼作乐外，所有皇帝及献官盥洗、登降等乐，皆备而不作云。又按《志》：高宗之丧，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有司虽未尝别设乐禁，而退朝不忍闻乐。金使以会庆节来贺，稽之旧典，引对使人或许上寿，惟辍乐不举。孝宗断以典礼，却其书币，就馆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绍兴故事，移宴于馆而不作乐。
光宗绍熙元年，行中宫册礼备乐。
按《宋史·光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绍熙元年，始行中宫册礼，发册于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乾安》之乐，持节展礼官出入殿门用《正安》之乐。受册于穆清殿：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册宝，用《成安》，受内外命妇贺就坐，用《和安》，内命妇进行贺礼，用《惠安》，外命妇进行贺礼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归閤用《太安》册、宝入殿门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册命之礼。元祐纳后，典章弥盛，而六礼发册书日，乐备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门，朝臣班迎，鸣钟鼓而已。崇宁中，乃陈宫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并以乐为节。至绍兴复制乐，以重袆翟，诏执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于门外设乐。隆兴册礼时，则国乐未举，淳熙始遵用之，而绍熙敷贲旧典，于此特加详备。绍兴乐奏仲吕宫，仲吕为阴；绍兴乐奏太簇宫，太簇为阳：用乐同而揆律异焉。
绍熙二年，有事于南郊，有司请新诸乐器乐工优其廪给皆从之。
按《宋史·光宗本纪》：二年十一月辛未，有事于太庙。壬申，合祭天地于圜丘。　按《乐志》：二年郊祀，太常耿秉奏：致敬鬼神，以礼乐为本，乐欲其备，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属，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虚缓，声不能振应；登歌、大乐乐器及乐舞工人冠服，有积岁久而损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乐工，不给于役，召募百姓，罕能习熟。郊祀事重，其乐工亲扈乘舆，和乐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请优其日廪，以籍田司钱给之，乐艺稍精，仍加赏劝。其缘托权要、送名充数者，严戢绝之。又言：大礼前期，皇帝朝飨太庙，别庙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系大臣分诣行事。今既亲诣室祼，其酌献、升殿所奏乐曲，恐不相协，宜命有司更制。皆从之。
绍熙五年，宁宗即位。闰十月，以吏部尚书郑侨等奏祧僖、宣二祖立别庙设登歌宫架乐。十二月，上孝宗庙乐曰《大伦之舞》。
按《宋史·宁宗本纪》：绍熙五年七月，即位。闰十月庚申，以吏部尚书郑侨等奏请祧僖、宣二祖，正太祖东向之位，寻立僖祖别庙，以藏顺、翼、宣三祖之主。十二月癸酉，上孝宗庙乐曰《大伦之舞》。甲戌，祔孝宗神主于太庙。　按《乐志》：宁宗即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别庙，礼官言：僖祖既仿唐兴圣立为别庙，遇祫则即庙以享，孟冬祫飨日，合先诣僖祖庙室行礼。其乐舞欲依每岁别庙五飨设乐礼例，于僖祖添设登歌乐。如僖庙行礼，就庙殿依次作登歌乐，其宫架乐则于太庙殿上通作。诏从之。
按《文献通考》：宁宗郊庙乐章，除遵用高宗御制十三章外，多更撰新篇。其景灵宫降圣，太庙迎神，圜坛降圣，四声迭奏，旧皆四声同一歌辞。今始随所奏声，各撰一曲。其三朝朝献乐章，诣饮福位，旧与升殿同，终献旧典与亚献同，朝飨乐章诣室旧与升殿同，还位旧与入门同，亚终献亦同。今并各制一篇。僖宣二祖既祧，不复用庙乐。孝宗、光宗皆用祔庙，后撰乐章，祫祭乐章，僖祖东向，昭穆以次设十二幄。庆元始祧僖宣，别为庙，而就飨奏乐云。
宁宗庆元二年，定寿康宫上寿一用乾道旧制寻册皇后设宫架之乐。
按《宋史·宁宗本纪》：庆元二年冬十月戊申，率群臣奉上寿圣隆慈备福光佑太皇太后、寿成惠慈皇太后、圣安寿仁太上皇、寿仁太上皇后册宝于慈福、寿康宫。辛亥，册皇后。　按《乐志》：臣僚言：皇帝因重明圣节，诣寿康宫上寿举乐，仰体圣主事亲尽孝之志，俯遂臣子尊君亲上之忱，此国家典礼之大者也。检照典故，天申节赐御筵，在上寿次日。今乃于前一日赐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寿，用乐攸始，而臣下听乐乃在君父之先，义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册宝于慈福、寿康宫者，再备乐行礼，一用乾道旧制。寻御文德殿制册皇后，有司请设宫架之乐，依仪施行。
庆元六年瑞庆节，宴金使以光宗慈懿皇后丧不作乐。
按《宋史·宁宗本纪》：六年八月丙申，上大行太上皇后谥曰慈懿皇后。　按《乐志》：庆元六年瑞庆节，金使者至，以执光宗、慈懿皇后丧，诏就驿赐御筵，不作乐。
嘉定二年，明堂大享诏申严乐工之选。
按《宋史·宁宗本纪》不载。　按《乐志》：二年，明堂大飨，礼部尚书章颖奏：太常工籍阙少，率差借执役。当亲行荐飨，或容不根游手出入殿庭，非所以肃仪卫、严禁防也。乞申绍兴、开僖已行禁令，不许用市井替名，显示惩戒，庶俾骏奔之人小大严洁，以称精禋。臣僚又奏：郊祀登歌列于坛上，簉于上龛，盖在天地祖宗之侧也。宫架列于午阶下，则百神所同听也。夫乐音莫尚于和，今丝、竹、管、弦类有阙断，拊搏、佾舞，贱工、窭人往往垢玩扰杂，宜申严以肃祀事。皆俞其请。
嘉定十五年，御大庆殿，受宝备陈宫架大乐。
按《宋史·宁宗本纪》：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恭膺天命之宝。　按《乐志》：十四年，诏：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俗效顺，奉玉宝来献，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实惟我祖宗之旧。乃明年元日，上御大庆殿受宝，用鼓吹导引，备陈宫架大乐，奏诗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旧疆来归》，三曰《永清四海》，并奏以太簇宫。
理宗宝庆元年，宁宗祔庙用大安之乐。
按《宋史·理宗本纪》：宝庆元年夏四月辛卯朔，宁宗祔庙。　按《乐志》：理宗享国四十馀年，凡礼乐之事，式遵旧章，未尝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庙用《大伦》之乐，光宗庙用《大和》之乐；至是，宁宗祔庙，用《大安》之乐。
绍定三年，上皇太后册宝，新制乐曲。诏以姜夔所进乐议乐章付太常。
按《宋史·理宗本纪》：绍定三年十二月丁卯，册命贵妃谢氏为皇后癸未上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尊号册宝。　按《乐志》：三年，行中宫册礼，并用绍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宝，始新制乐曲行事。当时中兴六七十载之间，士多叹乐典之久坠，类欲蒐讲古制，以补遗轶。于是，姜夔乃进《大乐议》于朝。夔言：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有编钟、镈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未必相应。埙有大小，箫、篪、篴有长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钟，不知其果应否。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钟奏而声或林钟，林钟奏而声或太簇。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八音之中，琴、瑟尤难。琴必每调而改弦，瑟必每调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鼓、瑟之声；匏、竹、土声长，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吹，未协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宫为君、为父，商为臣、为子，宫商和则君臣父子和。徵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宫为夫，徵为妇，商虽父宫，实徵之子，常以妇助夫、子助母，而后声成文。徵盛则宫唱而有和，商盛则徵有子而生生不穷，休祥不召而自至，灾害不祓而自消。圣主方将讲礼郊见，愿诏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乐曲，条理五音，檃括四声，而使协和。然后品择乐工，其上者教以金、石、丝、竹、匏、土、诗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击、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虽古乐未易遽复，而追还祖宗盛典，实在兹举。其议雅俗乐高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于汉、魏，而十五等尺杂出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谓倍四之器，银字、中管之号。今大乐外有所谓上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根本，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礼》所谓慢易以犯节，流洒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者也。家自为权衡，乡自为尺度，乃至于此。谓宜在上明示以好恶。凡作乐制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颁为准。其他私为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则斯民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其议古乐止用十二宫：周六乐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古人于十二宫又特重黄钟一宫而已。齐景公作《徵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汉、魏以来，燕乐或用之，雅乐未闻有以商、角、徵、羽为调者，惟迎气有五引而已，《隋书》云梁、陈雅乐，并用宫声是也。若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番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番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者，华声而用番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番曲耳，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太簇之商、羽焉。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宫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番部不可杂。郊庙用乐，咸当以宫为曲，其间皇帝升降、盥洗之类，用黄钟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骜夏》之义也。其议登歌当与奏乐相合：《周官》乐奏，取阴阳相合之义。歌者，登歌、彻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阳，歌六吕主乎阴，声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来始失之。故赵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黄钟，俱是阳律，既违礼经，抑乖会合。今太常乐曲，奏夹钟者奏阳歌阴，其合宜歌无射，乃或歌大吕；奏函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蕤宾，乃或歌应钟；奏黄钟者奏阳歌阴，其合宜歌大吕，乃杂歌夷则、夹钟、仲吕、无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当改。其议祀享惟登歌、彻豆当歌诗：古之乐，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诗。周有《九夏》，钟师以钟鼓奏之，此所谓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毕，下管《象》、《武》。管者，箫、篪、篴之属。《象》、《武》皆诗而吹其声，此所谓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诗，自《南陔》皆有声而无其诗，笙师掌之以供祀飨，此所谓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庙》，彻而歌《雍》诗，一大祀惟两歌诗。汉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声无诗。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迎神、送神又有诗。隋、唐至今，诗歌愈富，乐无虚作。谓宜仿周制，除登歌、彻歌外，繁文当删，以合于古。其议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诗歌，《七月》之陈王业是也。歌于军中，周之恺乐、恺歌是也。汉有短箫铙歌之曲凡二十二篇，军中谓之骑吹，其曲曰《战城南》、《圣人出》之类是也。魏因其声，制为《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晋亦制为《征辽东》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尝作为铙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伪，一区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尧、舜；高宗再造大功，上俪祖宗。愿诏文学之臣，追述功业之盛，作为歌诗，使知乐者协以音律，领之太常，以播于天下。夔乃自作《圣宋铙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党曰《河之表》，定维扬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畅》，取蜀曰《蜀土邃》，取广南曰《时雨霈》，下江南曰《望钟山》，吴越献国曰《大哉仁》，漳、泉献土曰《讴歌归》，克河东曰《伐功继》，征澶渊曰《帝临墉》，美仁治曰《维四叶》，歌中兴曰《炎精复》，凡十有四篇，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然夔言为乐必定黄钟，迄无成说。其议今之乐极为详明，而终谓古乐难复，则于乐律之原有未及讲。其后，朱熹深悼先王制作之湮泯，与其友武夷蔡元定相与讲明，反覆参订，以究其归极。熹在庆元经筵，尝草奏曰：自秦灭学，礼乐先坏，而乐之为教，绝无师受。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知其说，而不知其为阙也。望明诏许臣招致学徒，聚礼乐诸书，编辑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后修礼书，定为《钟律》、《乐制》等篇，垂宪言以贻后人。盖宋之乐议，因时迭出，其乐律高下不齐，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乐，艺祖一听，嫌其太高，近于哀思，诏和岘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旧乐始和畅。至景祐、皇祐间，访乐、议乐之诏屡颁，于是命李照改定雅乐，比朴下三律。照以纵黍累尺，虽律应古乐，而所造钟磬，才中太簇，乐与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复定议，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黄钟律短，所奏乐声复高。元丰中，以杨杰条乐之疵，召范镇、刘几参定。几、杰所奏，下旧乐三律，范镇以为声杂郑、卫，且律有四釐六毫之差，太簇为黄钟，宫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乐来献，复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诏奖之。初，镇以房庶所得《汉书》，其言黍律异于他本，以大府尺为黄帝时尺，司马光力办其不然。镇以周釜、汉斛为据，光谓釜本《考工》所记，斛本刘歆所作，非经不足法。镇以所收开元中笛及方响合于仲吕，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光谓此特开元之仲吕，未必合于后夔，力止镇勿奏所为乐。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三十馀年，终不能以相一。是时，濂、洛、关辅诸儒继起，远派圣传，义理精究。周惇颐之言乐，有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刑政苛紊，代变新声，导欲增悲，故有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哉。程颐有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张载有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盛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学，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熹与元定盖深讲于其学者，而研覃真积，述为成书。元定先究律吕本原，分其篇目，又从而證辨之。黄钟篇曰：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阴，十者，阴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先，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损益焉。
其《證辨》曰：古者考声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长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
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别，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信，则十一律与度量权衡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秬黍；至王朴专恃累黍，金石亦不复考。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而秬黍长短大小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谓子谷秬黍，中者实其龠，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以见周径之度，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斯得之矣。

《黄钟生十一律篇》曰：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皆上生。阳数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损其一也；阴数以四者，三分半律而增其一也。六阳辰当位，自得六阴位以居其冲。其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在阴，无所增损；其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在阳，则用倍数，方与十二月之气相应，盖阴阳自然之理也。
其《證辨》曰：按《吕氏》、《淮南子》，与司马氏《律书》、《汉前志》不同，虽大吕、夹钟、仲吕用倍数则一，然《吕氏》、《淮南》不过以数之多寡为生之上下，律吕阴阳错乱而无伦，非其本法也。

《十二律篇》曰：按十二律之实，约以寸法，则黄钟、林钟、太簇得全寸；约以分法，则南吕、姑洗得全分；约以釐法，则应钟、蕤宾得全釐；约以毫法，则大吕、夷则得全毫；约以丝法，则夹钟、无射得全丝。约至仲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尽二算，其数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其《證辨》曰：黄钟为十二律之首，他律无大于黄钟，故其正声不为他律役。至于大吕之变宫、夹钟之羽、仲吕之徵、蕤宾之变徵、夷则之角、无射之商，自用变律半声，非复黄钟矣。此其所以最尊而为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为，乃数之自然，他律虽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节最为律吕旋宫用声之纲领也。

《变律篇》曰：十二律各自为宫，以生五声二变。其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则能具足。至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六律，则取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之声，少下，不和，故有变律。律之当变者有六：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变律者，其声近正律而少高于正律，然后洪纤、高下不相夺伦。变律非正律，故不为宫。
其《證辨》曰：十二律循环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损益之数，往而不返。仲吕再生黄钟，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黄钟正声。京房觉其如此，故仲吕再生，别名执始，转生四十八律。不知变律之数止于六者，出于自然，不可复加。虽强加之，亦无所用也。房之所传出于焦氏，焦氏卦气之学，亦去四而为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数。不知数之自然，在律不可增，于卦不可减也。何承天、刘焯讥房之病，乃欲增林钟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吕反生黄钟，还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之数，则是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应三分损益之数，其失又甚于房。

《律生五声篇》曰：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按黄钟之数九九八十一，是为五声之原，三分损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损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声之类六十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数不可行，此声之数所以止于五也。
其《證辨》曰：《通典》曰：黄钟为均，用五声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声，其为宫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声，合为六十声，是十二律之正声也。夫黄钟一均之数，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宫长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乱，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为五十四在黄钟为徵、在夹钟为角、在仲吕为商者，其亦误矣。俗乐之有清声，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吕反生黄钟，黄钟又次林钟再生太簇，皆为变律，已非黄钟、太簇之清声耳。胡瑗于四清声皆小其围径，则黄钟、太簇二声虽合，而大吕、夹钟二声又非半律之半。且自夷则至应钟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径围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声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则又未知此理。盖乐之和者，在于三分损益；乐之辨者，在于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镇之法，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自夷则已降，其臣、民、事、物，岂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晋荀勖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

《变声篇》曰：变宫声四十二，变徵声五十六。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达。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等，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徵、变宫二声，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存其馀数，以为彊弱。至变徵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其数又不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变宫、变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淮南子》谓之和谬，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声，故不为谬。
其《證辨》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徵之间有变徵，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不比于正音，但可济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八十四声篇》曰：黄钟不为他律役，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大吕、太簇一半声，夹钟、姑洗二半声，蕤宾、林钟四半声，夷则、南吕五半声，无射、应钟为六半声。中吕为十二律之穷，三变声也。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蕤宾一变律，大吕二变律，夷则三变律，夹钟四变律，无射五变律，中吕六变律也。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然黄钟一均，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六十调篇》曰：十二律还相为宫，各有七声，合八十四声。宫声十二，商声十二，角声十二，徵声十二，羽声十二，凡六十声，为六十调，其变宫十二，在羽声之后、宫声之前；变徵十二，在角声之后、徵声之前：宫徵皆不成，凡二十四声，不可为调。黄钟宫至夹钟羽，并用黄钟起调、黄钟毕曲；大吕宫至姑洗羽，并用大吕起调、大吕毕曲；太簇宫至仲吕，并用太簇起调、太簇毕曲；夹钟宫至蕤宾羽，并用夹钟起调、夹钟毕曲；姑洗宫至林钟羽，并用姑洗起调、姑洗毕曲；仲吕宫至夷则羽，并用仲吕起调、仲吕毕曲；蕤宾宫至南吕羽，并用蕤宾起调、蕤宾毕曲；林钟宫至无射羽，并用林钟起调、林钟毕曲；夷则宫至应钟羽，并用夷则起调、夷则毕曲；南吕宫至黄钟羽，并用南吕起调、南吕毕曲；无射宫至大吕羽，并用无射起调、无射毕曲；应钟宫至太簇羽，并用应钟起调、应钟毕曲，是为六十调。六十调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黄钟也。黄钟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声二变。五声各有纪纲，以成六十调，六十调皆黄钟损益之变也。宫、商、角三十六调，老阳也；其徵、羽二十四调，老阴也。调成而阴阳备也。或曰：日辰之数由天五、地六错综而生，律吕之数由黄钟九寸损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数之成，则日有六甲、辰有五子为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声为六十调，若合符节，何也。曰：即所谓调成而阴阳备也。夫理必有对待，数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阴与阳言之，则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以黄钟九寸纪阳不纪阴言之，则六律、五声究于六十，亦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盖一阳之中，又自有阴阳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与于此。
其《證辨》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孔氏疏曰：黄钟为第一宫，至仲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声者，所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领，夫《礼运》所谓还相为宫也。《周礼·大司乐》，祭祀不用商，推宫、角、徵、羽四声。古人变宫、变徵不为调，《左氏传》曰：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以二变声之不可为调也。后世以变宫、变徵参而为八十四调，其亦不考矣。

《候气篇》曰：以十一律分配节气，按历而俟之。其气之升，分、毫、丝、忽，随节各异。夫阳生于《复》，阴生于《姤》，如环无端。今律吕之数，三分损益，终不复始，何也。曰：阳之升始于子，午虽阴生，而阳之升于上者未己，至亥而后穷上反下；阴之升始于午，子虽阳生，而阴升于上亦未已，至巳而后穷上反下。律于阴则不书，故终不复始也。是以升，阳之数，自子至巳差彊，在律为尤彊，在吕为差弱；自午至亥渐弱，在律为尤弱，在吕为差彊。分数多寡，虽若不齐，然而丝分毫别，各有条理，此气之所以飞灰，声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阴阳，而律不书阴，何也。曰：《易》尽天下之变，善恶无不备，律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音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易》则无不备也，律则写其所谓黄钟一声而已。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
其《證辨》曰：律者，阳气之动，阳声之始，必声和气应，
然后可以见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务，乃区区于秬黍之纵横、古律之大小，其亦难矣。然非精于历数，则气节亦未易正。

至于审度量、谨权衡，会萃古今，辨析尤详，皆所以参伍而定黄钟为中声之符验也。朱熹深好其书，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将审音协律，以谐神人。受诏典领之臣，宜得此书奏之，以备东都郊庙之乐。熹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汇分于所修礼书中，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为条凡七：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丝、忽之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徵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为条凡六：一曰明五声之义，二曰明十二律之义，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分寸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大概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尤为明邃。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汇于祭礼，上下千载，旁搜远绍，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而将期古乐之复见于今，熹盖深致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