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四百九十七卷目录

经籍典第四百九十七卷

类书部汇考一

魏

文帝黄初　年，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号曰《皇览》。
按《魏志·文帝本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　按《杨俊传注·魏略》曰：王象字羲伯。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馀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馀万字。象既性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师归美，称为儒宗。

宋

后废帝元徽元年七月丁丑，顾长康、何翌之表上《谏林》十二卷。
按《宋书·废帝本纪》：元徽元年七月丁丑，散骑常侍顾长康、长水校尉何翌之表上所撰《谏林》，上自虞、舜，下及晋武，凡十二卷。

北魏

太祖天兴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
按《魏书·太祖本纪》：天兴四年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馀字，号曰《众文经》。

北齐

后主武平三年二月，敕撰《元洲苑御览》。八月，《御览》成，敕付史阁。
按《北齐书·后主本纪》：武平三年二月，敕撰《元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　按《封隆之传》：隆之弟子孝琰，字士光。祖珽辅政，奏令入文林馆，撰《御览》。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于谈谑，威仪闲雅，容止进退，人皆慕之。　按《阳休之传》：休之本怀平坦，为士友所称。晚节说祖珽撰《御览》，书成，加特进，及珽被黜，便布言于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之推本意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休之便相附会，与少年朝请、参军之徒同入待诏。
按《隋书·魏澹传》：澹，为齐殿中侍御史。与诸学士撰《御览》，书成，除中书舍人。

唐

高祖武德五年，诏令狐德棻等撰《艺文类聚》。
按《唐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武德五年，与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
武德七年，复诏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
按《唐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旧唐书·儒学欧阳询传》：询，博览经史，尤精《三史》。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奏之，赐帛二百段。
太宗贞观　年，敕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
按《唐书·太宗本纪》不载。　按《通志》：《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高士廉等奉敕编。
元宗开元　年，诏徐坚等撰初学记
按《唐书·元宗本纪》不载。　按《马端临·文献通考》：《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撰，初张说类集事要以教诸王。开元中诏坚与韦述余钦施本，张烜、李铣、孙季良分门撰次。

宋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李昉等以前代修文御览诸书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杂编为五百卷。
按《宋史·太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实录》：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谔、光禄寺丞徐用宾、大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
太平兴国三年，《太平广记》书成。
按《宋史·太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诏李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其《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二书，所命官皆同，唯克勤用宾思道改他官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董淳直，史馆赵邻几预焉。
太平兴国六年，诏以《太平广记》镂板。
按《宋史·太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六年诏令镂板。
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刻成广记镂板，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墨板，藏太清楼。

太平兴国八年，诏以所修《太平总类》，改名《太平御览》。按《宋史·太宗本纪》不载。　按《玉海》：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因知好学者读万卷书非虚语耳！十二月庚子书成，凡五十四门，诏曰《史馆新纂》，《太平总类》一千卷，包括群书，指掌千古，颇资乙夜之览，何止名山之藏？用锡嘉称以传来裔，可改名《太平御览》。戊申，上于禁中读书〈一云清心殿〉自巳时，至申时始罢。有苍鹤自上始开卷飞，止殿鸱尾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语近臣，宰相宋琪对曰：此上好学之感也。昔杨震方讲间，有鹳雀衔三鳣鱼堕于庭中，亦同其应。会要云先是帝阅类书，门目纷杂，遂诏修此书，书目云《杂采经史》，传记小说自天地事物迄皇帝王霸，编分类次。
真宗景德　年，诏杨亿、王钦若等修《册府元龟》。
按《宋史·真宗本纪》不载。　按《杜镐传》：景德初，预修《册府元龟》。　按《杨亿传》：会修《册府元龟》，与王钦若总其事。
仁宗天圣　年诏晏殊等撰天和殿御览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文献通考》：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侍读学士临川晏殊等撰。天圣中受诏取《册府元龟》，掇其要者，分为一百一十五门，天和者禁中便殿也。
嘉祐七年，夏国主献马，求《册府元龟》。
按《宋史·仁宗本纪》：嘉祐七年四月己丑，夏国主谅祚献马，求赐书，诏赐《九经》，还其马。
按《玉海·夏国传》：嘉祐五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明年，献方物。表求太宗御制草诗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
高宗绍兴二十　年，命郑樵进《通志》。
按《宋史·高宗本纪》不载。　按《儒林·郑樵传》：樵，字渔仲，莆田人。好著书。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诏藏秘府。后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漈先生。
光宗绍熙　年，取韩彦直《水心镜》以进。
按《宋史·光宗本纪》不载。　按《韩彦直传》：彦直尝摭宋朝事，分为类目，名《水心镜》，为书百六十七卷。礼部尚书尤袤修国史，白于朝，下取是书以进，光宗览之，称善。

金

章宗泰和四年，命编类陈言文字。
按《金史·章宗本纪》：泰和四年八月庚子，诏完颜纲、乔宇、宋元吉等编类陈言文字，其言涉宫庭，若大臣、省台、六部，各以类从，凡二千卷。　按《完颜纲传》：泰和四年，诏纲与乔宇、宋元吉编类陈言文字，纲等奏：凡关涉宫庭及大臣者摘进，其馀以省台六部各为一类。凡二千卷。

元

文宗天历二年，立奎章阁，置艺文监。命儒臣纂修《经世大典》。
按《元史·文宗本纪》：天历二年九月戊辰，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　按《揭傒斯传》：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以教勋戚大臣子孙。与修《经世大典》。特授艺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　按《欧阳元传》：初置奎章阁学士院，又置艺文监隶焉，皆选清望官居之，文宗亲署元为艺文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升太监、检校书籍事。
至顺元年八月，以次宴纂修《经世大典》官。
按《元史·文宗本纪》：至顺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赵世延、赵世安领纂修《经世大典》事。二月庚寅，以《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纪典章为汉语，纂修则赵世延、虞集等，而燕铁木儿如国史例监修。辛卯，奎章阁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虞集辞职，诏谕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聪明，其于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统绪所传，实在渺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卿等其推所学以称朕意，其勿复辞。甲午，置奎章阁监书博士二人，秩正五品。九月己亥，以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命省、院、台诸司以次宴其官。　按《赵世延传》：至顺元年，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世延屡奏：臣衰老，乞解中书政务，专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无几，求退之言，后勿复陈。
按《虞集传》：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为《经

世大典》，命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集言：礼部尚书马祖常，多闻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可共领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助撰录。庶几是书早成。帝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

明

太祖洪武　年命儒臣编辑诸类书
按《明野史纪闻》：太祖即位，后命儒臣编辑各部类书，以为训诫。洪武元年，命学士朱升等修《女诫》，六年，命中书省官修《皇明祖训》，纂为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祭祀出入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应，因录于谨身殿东庑、乾清宫东壁以示子孙，又为《储君昭鉴录》。七年，冬撰《孝慈录》。八年，御制《资世通训》，凡十四条。十三年，命儒臣纂臣《诫录》。十五年，命侍读火原洁等编《译语》。十六年，命吴沉等撰《精诚录》，集古今经传敬天忠君孝亲格言类辑以便观览。十九年，命儒臣刘三吾撰《省躬录》，编辑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著为是书；又撰《存心录》，辑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者，著为书。二十一年，撰《武士训诫录》，命儒臣编辑。二十五年，撰《永鉴录》，太祖辑历代帝室诸王为恶者，类编赐诸王；又撰《世臣总录》，辑历代人臣善恶可劝惩者著为书，以颁中外臣子。二十九年，撰《稽古定制》，太祖以臣下踰制越礼，命翰林斟酌唐宋制度，为书一卷。三十年，撰《为政要录》，凡十三条。
太宗永乐　年命儒臣编辑类书
按《明野史纪闻》：成祖即位后，复命儒臣编辑各部类书。永乐元年撰《列女传》，以孝慈皇后删定《列女传》，未就，命儒臣重加编次，分为三卷。二年，撰《文华宝鉴录》，辑古来嘉言善行有益储训者，汇成是书。三年，撰《内训》，仁孝皇后著自德性以及慈幼，为目二十，为本七十有八。五年，撰《永乐大典》。十四年，撰《历代名臣奏议》，命杨士奇等辑。十七年，撰《为善阴骘》，凡一百八十本，共〈阙〉百六十五人。十八年，撰《孝顺事实》，凡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七人。
永乐五年十一月，《永乐大典》成。
按《明肇运纪》：永乐五年十一月，太子少师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更赐名《永乐大典》，上为序。
按《王圻·续文献通考》：成祖命解缙纂集古今经史子集、百工技艺为书，名《文献大成》，至永乐五年，以为未备，复命姚广孝、刘季篪、解缙等徵四方宿儒，重加增辑，计二万二千九百卷，一万一千一百本〈按永乐大典一条已
详载经籍总部
、〉宣宗宣德　年，命儒臣编辑类书。
按《明野史纪闻》：宣宗即位后，复编辑各部类书。宣德元年，御制历代臣鉴。三年御制帝训，自君德至药饵，共二十五类，又辑五伦书六十二卷，正统十三年，英宗始锓梓以广其传。
孝宗弘治十六年诏修大明会典
按《续文献通考》：《大明会典》弘治十六年命儒臣纂成，凡一百八十卷，嘉靖三十八年重修，未刻。
按《明外史·陈济传》：潘辰，景宁人。弘治六年诏天下举怀才抱德隐于山林者。府尹唐恂举辰，为翰林待诏，掌典籍事。预修《会典》成，进五经博士。　按《张元祯传》：迁南京侍讲，以养母归。久之，召为《会典》副总裁。至则进学士，充经筵日讲官。　按《傅圭传》：弘治中，授编修，寻兼司经局校书。与修《大明会典》书成，迁左中允。按《杨廷和传》：《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　按《梁储传》：储，擢翰林学士，同修《会典》，迁少詹事。　按《毛澄传》：弘治六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预修《会典》成，进右谕德。　按《沈鲤传》：《会典》成，加太子少保。
武宗正德　年，刘瑾摘《会典》小疵，贬官，夺禄有差。
按《明外史·陈济传》：正德中，刘瑾摘《会典》小疵，贬济为典籍。　按《李东阳传》：正德三年，焦芳既与中人为一。王鏊辞位，东阳势益孤。东阳前已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后瑾欲加芳官，诏东阳食正一品禄。久之，摘《会典》中讹谬，夺所加禄。　按《傅圭传》：武宗立，进左谕德，充讲官。时词臣不附刘瑾，瑾恶之。谪会典讹字贬鑴与修者官，降圭修撰。　按《顾清传》：弘治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侍读。正德初，刘瑾摘《会典》小误，挫诸翰林，清降编修。　按《梁储传》：正德初，进尚书坐刘瑾摘会典小疵降右侍郎。　按《毛纪传》：武宗立，改左谕德。坐《会典》小误，降侍读。　按《毛澄传》：正德四年，刘瑾摘《会典》小疵贬诸纂修者秩，以澄为侍读。　按《王守仁传》：父华，累南京吏部尚书。以《会典》小误，降右侍郎。
世宗嘉靖　年，郑自璧请辑类书，以备观览。
按《明外史·郑自璧传》：世宗践祚，中外竞言时政。自璧请采有关化理者，类辑成书，以备观览，从之。
神宗万历六年，复修《大明会典》。
按《续文献通考》：万历六年，复修《大明会典》。
按《明外史·余继登传》：万历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与修《会典》成，进修撰。
万历　年，命儒臣以祖宗《宝训》、《实录》分类成书。按《明外史·张居正传》：帝初政，居正尝纂古治乱事百馀条，绘图，以俗语解之，使帝易晓。至是，复属儒臣纪太祖列圣《宝训》、《实录》分类成书，凡四十：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闱，曰教储贰，曰睦宗藩，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理财，曰守法，曰儆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桑，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裁贡献，曰慎赏赉，曰敦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饬武备，曰御戎狄。其辞多检切。

类书部汇考二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按询自序，夫九流百氏为说不同，延阁石渠架藏繁积，周流极源颇难，寻究披条索贯日用弘多卒。欲摘其菁华、采其旨要事、同游海义等，观天皇帝命，代膺
期抚兹宝运移，浇风于季俗，反淳化于区中戡乱靖。人无思不服，偃武修文，兴开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怀荆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偏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列文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渤海男欧阳询序。
按明汤聘尹重刊序，夫博文游艺，圣有格言类聚，群分学知体要，诚郢斤之权舆庖刀之托始也。隋唐以后，册籍滋繁，类藻竞芳，无虑数百，然狎今者未闻搜
古，喜艳者未免涉俚。诚欲崇雅还淳，孰踰率更裁次哉？考信六艺，旁采百家，事既星攒，文亦霞灿。备五声之音响而冠冕雍容，罗万汇之流形而缃绮绚烂；灵蛇可握昆丘之片玉罔遗，荆栋悉收邓林之一枝不弃，析门启径分路扬镳，所谓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非欤？然皆昉于羲黄，逮于江左，乃品格之高迈，不独旨调之英芬也，岂非最善于稽古而有功于范后哉？涉海一航，量天寸尺，信不虚矣！旧帙流传，骚人脍炙，然铜锓者动而易舛，木瘿者久而易磨，矧又有杜往来之索而甘焚劖之举者哉？斯志士所大痛，才人所共惜也。王子孟起娴于文词，闳览博观笃信好古，锐情详核，命匠精攻，庶乎游海不眩于迷津，观天不淆于霾障，顿令石渠生色，何啻邺架改观？屈宋复生亦当首肯沈谢，再出必且神怡，是率更有大造于后学。而孟起又羽翼夫率更也，顾不伟哉！且天水胡公以嘉靖丁亥而始事于苏苑，今白下王氏以万，历丁亥而告成，于秦淮甲子一周是书大显，孰谓非斯文之幸耶？吾于是有感〈王元贞重刊汤为作叙〉。
《柳宗直·西汉文类　卷》按《柳宗元序》：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驳乱，《尚书》、《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传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记》迄于今，交错相纠，莫能离其说。独《左氏》、《国语》纪
言不参于事，《战国》、《春秋》后语颇本《右史》、《尚书》之制，然无古圣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数耗矣！而后之文者宠之，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班固书传之。吾尝病其畔散不属，无以考其变，欲采此义，会年长疾作，驽堕愈日，甚未能胜也。幸吾弟宗直爱古书，乐而成之，搜讨磔裂捃，摭融结离而同之与类，推移不易时月而咸得，从其条贯，森然炳然若开群玉之府，指挥联累圭璋琮璜之状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也。以文观之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辨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记言尚书战国策成败兴衰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邪。始吾少时，有路子者自赞为是书，吾嘉而叙其意，而其书终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说系于左，以为《西汉文类》。纪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而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流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于简册，则二百三十年间，列辟之达道名臣之大范贤能之志业黔黎之风俗列焉。若乃合其英精，离其变通，论次其叙位，必俟学古者兴行之。唐兴用文理，贞元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浃于汉氏，与之相准，于是有能者取孟坚类其文，次其先后，为四十卷。
《杜佑通典二百卷》按李翰序：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哉？其患在于习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门，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经群史之书，大不过本天地设
君臣明人伦五教之义，陈政刑赏罚之柄，述礼乐制度之统，究治乱兴亡之由、立邦之道，尽于此矣！非此典者谓之无益，世教则圣人不书，学者不览，惧冗烦而无所从也。先师宣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义，三代之道百世可师，而诸子云：云猥复制，作由其门则其教已备，反其道则其人可诛。而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是非纷然澒洞芒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馀，待问则泥，虽驱驰百家、日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终古，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号曰《通典》。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径其文，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远度，志于邦典，笃学好古，生而知之，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为引序，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以示劝戒用存景行。近代学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览艺文玉烛之类，网罗古今，博则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记问之学，至于刊列百度，缉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杂，比于《通典》，非其伦也。于戏今之人贱近而贵远，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鲜，知之者甚稀，可为长太息也。翰尝有斯志，约乎旧史，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故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庶将来君子知吾道之不诬。唐左补阙李翰序。
按宋魏了翁重修跋：《杜氏通典》之书，包括古今，涵贯精粗。人习焉不察，例以类书目之予自成都，尝仿其书为国朝通典，因得以熟，复终帙。今起家守泸，帑有
刊本，而文字漫漶，半不可识，将尽易之，而先是有已经修者弃之，亦可惜，乃命工易十之四，凡二千叶，为文五十七万，有奇端平。元年九月甲子，临邛魏某书。
《宋太宗敕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按蒲叔献序：祖宗圣学其书之大者有二：曰《太平御览》、曰《资治通鉴》。载君臣治道之安危，明天人庶徵之休，咎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端，无一不备，而其
书公传于天下久矣。《太平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兴废之由，道德性命之奥，而独以载籍繁夥，无复善本，惟建宁所刊多磨灭舛误，漫不可考，叔献每为三叹焉。洪惟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四方既平，修文止戈，收天下图书典籍，聚之昭文集贤等四库。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李昉扈蒙等十有四人编集是书，以便乙夜之览。越八年十有二月庚辰，书成，分为千卷，以《太平御览》目之，所以昭我皇度光阐大猷者也。圣学宏博，皆萃此书，宜广其传，以幸惠天下，况吾蜀文籍巨细毕备，而独阙此书，叔献叨遇圣恩，将漕西蜀，因重加校正，勒工镂板，以与斯世君子共之，以推见太宗圣学之所重，明我宋历圣相承之家法，补吾蜀文籍之阙而公万世之传云。庆元五年七月望日，朝请大夫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叔献谨书。
按李廷允跋：古书逸者多矣！迟任之言，南陔之义，已弗睹其全。托诗书以传者止此耳，非幸欤！《太平御览》一书皆纂辑百氏要言，凡可帙名者一千六百有九
十，而一篇一章间见特出者弗与，皆承平缣素之盛，多人间未见之书，朌自宝储出繇中秘书成始得流布。世间爰自南渡而来，延阁竹帛已费网罗蒐采矣，是故君子以为舍，是书亦无以窥梗概而识彷佛。部使者锦屏蒲公被命将输兼提蜀学简册之外，澹然无所经营，台中寻常之馈弗可却者，姑外积焉。一日，大斥之募工锲木以广斯文之传，廷允获与校雠，凡金根亥豕皆釐正之，三万八千有奇，其义有弗可猝通而无所援据，以为质者则亦传疑弗敢臆也。书一千卷，盖月琯六易而竣事。蜀大夫诧曰：蓄眼未有猗欤？盛哉！迪功郎前阆州阆中县尉双流李廷允跋。
《宋太宗敕修太平广记五百卷》按李昉等进表：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昭今古。伏惟皇帝陛
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帙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谀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腼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按明谈恺序按：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寘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
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馀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于是《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矣。《崇文总目》不及《广记》，夹漈郑樵，乃谓《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专记异事。樵自谓博雅不知于实录，会要诸书曾考订否？余归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览匪曰小道可观，盖欲贤于博弈云尔。近得《太平广记》观之，传写已久，亥豕鲁鱼甚至不能以句，因与二三知己秦次山、强绮塍、唐石东互相校雠，寒暑再更，字义稍定，尚有阙文、阙卷以俟海内藏书之家慨然嘉惠补成全书，庶几博物洽闻之士得少裨益焉。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十山谈恺书。
《宋真宗敕修册府元龟一千卷》按真宗御制序：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次复刊广，疏于九经，校阙疑于三史，脩古学于篆籀，
总妙言于释老。洪猷丕显能事，毕陈朕道，遵先志，肇振斯文，载命群儒共司缀缉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论、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型，凡勒成一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述其指，归分为三十一部，部有总序，言其经制凡一千卷。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脩历代君臣事迹，钦若等奏请直秘阁钱惟演、刁衎龙图阁待制杜镐、戚纶直，集贤院李维直，史馆王希逸、陈彭年、姜屿、陈越，太子右赞善太夫、宋贻序同编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暨亿参详，钦若等又自撰，集上用钦若等所撰，集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又令内臣刘承圭、刘崇超
典其事，编修官供帐饮馔皆异常等，俄又令秘书丞陈从易较理。刘筠同编修官直馆查道太常博士王晓未成，又增直集贤院夏竦、职方员外郎孙奭注撰音义。三年四月丙子、四年八月壬寅车驾再幸编修之，所再阅门类，杨亿悉以条对编次，未及伦理者改正之。帝曰：朕编此书，盖取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取法。至于开卷览古，亦颇资于学者，皆命从官，坐赐编修官器币。王钦若以南北史有索虏岛夷之号，欲改去。王旦曰：旧史文不可改。赵安仁曰：杜预注《春秋》，以长历推甲子，多误亦不敢改，但注云日月必有误。乃诏欲改者注释其下，凡所录，以经籍为先。亿又以群书中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之类皆繁碎，不可与经史并行，今并不取，止以《国语》、《战国策》、《管孟韩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与经史俱编，历代类书脩文殿御览之类，采摭铨择，凡三十一部，部有总序，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初撰篇序，诸儒皆作帝以体例不一。祥符元年二月丙午，遂择李维等六人撰记，杨亿窜定五月甲申手劄。诏凡悖恶之事及不足为训者，悉删去。之日进草三卷，帝亲览之，摘其舛误多出手书，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确。三月丁卯，诏或有增改事，标记复阅之，凡八年而成。六年八月十三日壬申，钦若等以献表进曰推明凡例，分别部门，皆仰禀于宸谟，虔奉遵于成宪刊，除非当稳括无忧。每烦乙夜之览观鉴自清衷而裁定，昔甘露石渠出于议奏，开元丽正徒有史，名矧皇览博要之，言玉鉴珠英之作，但词林之见采，非治本之宜。光洪惟上圣之能独出百王之首，崇政殿进呈凡千卷，目录十卷，音义十卷，诏题曰《册府元龟御制序》。
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癸丑，赐辅臣各一部。景祐四年二月甲子，赐御史台臣帝王部一百二十八门，闰位七十八门，僭伪三十七门，列国君四十门，储宫十七门，宗室四十二门，外戚二十三门，宰辅四十一门，将帅一百六门，台省二十九门，邦计二十九门，宪官十五门，诤谏六门，词臣八门，国史十三门，掌礼九门，学较十五门，刑法九门，卿监十五门，环卫九门，铨选八门，贡举十门，奉使十七门，内臣十六门，牧守四十二门，令长二十一门，宫臣十一门，幕府十六门，陪臣二十一门，总录二百四十一门，外臣三十四门。
《咸平御览》三百六十卷
按田锡进奏：陛下即位以来，治天下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请抄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经岁而毕，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扆座之侧，则治乱兴亡之鉴常在目矣。
按田锡进序：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深。诸史则迹异事殊，非参会异同，岂易记其繁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文集则
宗经之词寡，非猎精义以为鉴戒。举纲要以观会通，为日览之书，资日新之德。则虽白首未能穷经矧王者乎？臣每读书思以所得，上补圣聪，可以铭于坐隅者书于御屏，可以用于常道者录为御览，冀以涓涘之微，上天地之德，俾功业与尧舜比崇，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咸平三年谨上。
《咸平御屏风》十卷
按田锡进序：古之帝王盘盂皆铭，几杖有戒，盖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汤之盘铭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铭于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
者后，必无凶。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孝经》，举其切要者言之，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宪宗采史汉三国以来经济之要，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屏间。臣每览经史子集，因取其要语，辄用进献题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观省，则圣德日新与汤武比隆矣。
曾伯智《孝行类要》　卷
按杨时序：曾君伯智以《孝行类要》示余，非博极传记百家之言不能成此书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识前言，往行非徒资见闻而已，盖将以蓄德也。观
伯智自叙，可谓之务本矣。盖非苟知者又欲使览之者因是而感化，则其志远矣。君子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将必有得于斯书也。

潘自牧《记纂渊海》

一百卷按明陈文燧重修序：夫多识不如一贯，宣圣与端木氏论之详矣。彼亡书三箧，了诵无遗，借阅市肆，过目成诵。其所建树多贻讥于后世，而暗合道妙者腹稿
书囊，且贤于读书不识字之辈，则载籍蘧庐圣人不屑雕虫末技，岂壮夫为之哉？然前言往行大畜多识，而不学无术之诮又若不病其玩物丧志者，是何以故也？盖人生宇内上自皇初下穷万祀，判然若风马牛不相及。而其善善恶恶，泾渭不淆，即万祀如出同堂，刓觚裂轨之徒靡所不至，夜气清明检点，旦昼辄愧汗不能自遏，盖天则之明不容泯耳。所恃以区较臧否激发善机，则开檐展卷古道照颜，其资不可缺也。博士弟子展纸濡颖镕意铸词，仰天阁笔而不能成章，则悔其积学之晚，迨其既仕，则簿牍琐冗，尘纷纠缠。上之树勋策旨，希高慕大，考镜一差，不免效颦学步之过次，则模棱两可得丧交驰，又次则堕行冥冥机械闭护，其意念蒸蒸皇皇万起万灭。当此之时，取圣贤故牍而讽诵紬绎之，印證先哲神游太清投冰熄火方寸炯，然与圣贤之心旷世孚格而三事九列轻若一毛。即使震撼击撞，排山岳而膺霆电，其刚大不少馁焉。则不惟定志凝神，莫过于书，而昔人所谓至乐者，真在是矣。使书而可废，则臧逢世求刺尾以书班史。杨司谏佣集贤以便稽阅，欧阳文忠居陵夷时求汉史，不得辄考吏牍以镜得失，穷一生心力而不倦者，岂其疲精于腐鼠蠹鱼之资而为是迂缓不切之事哉？自昭明聚精于《汉选》，宋帝撷秀于《英华》杜氏覈例于《通典》，好古修文之士至今便之第挈纲者，不详撮要者不博且专主采摭，而无裨劝惩，毋怪乎博物者缘以为资，而志道者谓其索然无馀味也。有宋金华潘自牧氏，性既嗜古，学亦愬源，研思殚力汇集全书，命曰《记纂渊海》。自乾坤法象之理，皇王帝霸之绪，礼乐刑政之辨，草木昆虫人物事变之纪文，而经籍子史诗赋风骚变而蛮夷盗贼水火灾沴微，而医卜农圃稗官小说莫不具陈。而其因事别类，因人證事，治政之纯疵，人品之高下，行谊之淑慝，心术之忠邪，华衮斧钺，凛凛可畏，盖兼经史之义而集诸书之大成者也！余先世强恕公牧石诸公求之闽蜀，得其前编，周流吴越，复购后编。宝玩盖几百年，所矣中叶零替蠹鱼残缺。余自通籍时业有志续之，践更南北，竟无完书。戊寅冬，承乏畿南公暇谬为补注，剥落太甚者属别驾蔡公司理，顾公学博，吴君采辑诸书补缺序次。一日示诸太守越峰王公邑令，吴君则皆唯唯曰：后启来学前无往哲旨哉编也，愿捐俸梓之。梓成分为门若干，条若干，卷若干，盖数十年未竟之绪而焕然大备矣。夫先人有志，后裔弗成，非孝也；家有和璧，秘而弗广，非仁也；非仁非孝，非夫也。自牧氏采辑于数百年之久，而先祖父得之，则传者在先祖父。先祖父访缀于十世之久，而子孙得之，则传者在我。子孙藉令惜劳省费，不能公之天下，谓先祖父何今是？编既成，烂然拱璧譬诸灵泉浩淼，渴者思饮，嘉禾畅茂，饥者可爨也。学士大夫溯流穷源，剥华嚅实，由经籍子史以归仁义道德之懿，自渣滓糟粕以要精神心术之会。甲乙雌黄，立我正鹄释回，增美身体神会处，则为一世闻。人出则为经，天实学则经籍子史皆我注脚。邃古圣哲所以垂世立教者于吾人有实济，而剪綵酿蜜蔚为词章又卑鄙不足言矣。虽然珠玑玳瑁贵矣而不可衣食，布帛菽粟可衣食矣。而不能必斯人之各足取不禁用，不竭随其分量所及，而各适于用者书也。遗簪见收宝于珠玉，断简复续贵于天球。昔人六籍之堂，万卷之架，固惓惓然恐手泽之坠，而未必非公世觉人之心也。余祖辈不敢泯自牧公之传，而余不敢泯先辈之志，继绍之心得，藉诸公以自效，而越峰诸公捐俸梓集，嘉惠万世，则公己公物之心亦有所寄，以不朽其所自慰者，固甚于予之慰其先人者也。把玩是编者，其尚念之哉？

王应麟《玉海》

二百卷按元李桓序：至元六年，岁在庚辰夏四月朔旦，庆元路儒学新刊《玉海》。成《玉海》者，故宋礼部尚书厚斋先生王公之所著也。先生之著是书，网罗天下之见闻，
包括古今之故，实将使学者览之，得以施诸用。故自书契以来，典籍日滋，以事物之无涯而纪载之至繁，毕年岁于披寻，穷心目而研究，不可得而周知，况于得其要领者哉！太史公论儒家者，流其学博而寡要，然则博既难矣，博而要者为尤难，此《玉海》之书不可以不作，而作者非先生不能也！先生敏悟绝人，少于书无不读，多识广闻，淹贯该洽，时已莫能出其右。及仕于朝，又尽阅馆阁之所藏，宗工钜儒咸共折服，自经史传注、诸子群集以至于稗官小说、方技谶纬之书，诵之如流，言之如指掌。既皆涉其波澜而采其精英，故其为书精密渊深，区分胪列靡所不载，惟无益于用不足以备，讨论者不以登于简策，岂非所谓博而得其要者与伟乎？述作非若他书类事者之可拟伦也！夫其篇次之多，不免于淆舛传，录之久或至于脱遗，士以不获睹其完书为恨。癸酉岁，浙东帅府都事牟君应复，盖尝建议请命缮辑雠校而刻之。凡郡县学与书院之在浙东者，等其岁入之多寡，收其羡馀以为助，移之部使者而颁焉，于是闻者又皆喜幸是书之不泯。越四年，而事未克，集斯文之遇，若将有待。然今宣慰元帅资德公也，乞里不花以勋德之胄，膺方岳之寄敦，尚文雅以为政先，下车之始，载询载咨，爰戒有司，俾速其图。时则总管张侯塔海帖木儿徵财庀工承命唯谨，明年夏教授王君苰来莅厥职，暨学正薛君元德躬自程督，上下协心有作斯应，夙夜弗怠，遂底于成。用力于一时，垂利于无穷。后之人，稽典礼者求焉，考制度者取焉，立政建事者资焉，监其因革而酌其时宜，可以裨谋议于朝廷，致治效于国家，不特广问学给文辞而已！昔之人尝有以《玉海》名其集者，词章之美丽盖不足以当之。夫玉可宝而有用，海之藏无所不具，名之而无愧，其惟是书乎？书凡二百四卷，总之以二十二门，曰律历、天道、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辞学指南，析之为二百六十一类，于斯备矣！婺郡文学中山李桓。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

三百四十八篇按端临自序：昔荀子卿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献章，博闻而强识之
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馀，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益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槁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赋遗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煜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集，顾百忧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徵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五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为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證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證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则各以小序详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倘能芟削繁芜，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郑樵·通志略二百卷》按樵总序：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
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梼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元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淩、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自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书》，契之本见于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子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文字之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原此一家之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别其源，后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蜂起，尽由于此。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皆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天籁之本自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皇颉制字，深达此机，江左四声，反没其旨。凡为韵书者，皆有经无纬，字书眼学韵书耳，学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母主形，子主声，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扩六合之情，然后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于图象，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贡·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贡之图至今可别。班固地理主于郡国，无所底止，虽有其书，不如无也。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隅颠错，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为之创始，致此一家俱成谬学，臣今准《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汤之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冗，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之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谥法一家，国之大典，史氏无其书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讳事神，谥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后，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本无其书，后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厉桓灵之字，本无凶义，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何为皇颉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略》。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乖，岂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凤；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證，其义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丘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大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之制也，故作《乐略》。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故作《图谱略》。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公一言之徐，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晋申生一衣之偏，郑子臧一冠之异，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说，本于《春秋》，牵合附会，历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故作《昆虫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礼略，所以叙五礼职官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术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流，凡兹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今复表为谱，率从旧也。然西周经幽王之乱，纪载无传，故《春秋》编年以东周为始。自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及年历，上极三皇，谯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书，学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编年为正，故其年始于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据，况其年乎？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而纪年始于鲁，隐以西周之年无所考也。今之所谱自春秋之前称世，谓之世谱；春秋之后称年，谓之年谱。太史公纪年以六甲，后之纪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阳岁阴之名。今之所谱即太史公法，既简且明，循环无滞，礼言临文，不讳谓私讳，不可施之于公也，若庙讳则无所不避。自汉至唐，史官皆避讳，惟《新唐书》无所避，臣今所修准旧史例，间有不得而避者，如谥法之类，改易本字，则其义不行，故亦准《唐旧》〈汉景帝名启，改启为开；安帝名庆，改庆为贺；唐太祖名虎，改虎为武；高祖名渊，改渊为水。若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则濯龙渊不得而讳；杜佑作《通典》，则虎贲不得而讳。〉。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因旧史之文；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寘之别录则见类例。《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呜呼，酒醴之末自然浇漓，学术之末自然浅近，九流设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班固有言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况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乎文辞，三百篇之诗尽在声歌，自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之诗。六十四卦之易，该于象数，自置易博士以来，学者不见一卦之易。皇颉制字尽由六书，汉立小学，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伦制律，尽本七音，江左置声韵，凡音律之家不达一音之旨。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之污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质无复馀龄，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