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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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二百十二卷

礼记部汇考二

汉《戴圣礼记》

二十卷。按《宋金恕序》：戴圣《礼记》者，世儒之所称《小戴礼》也。古者，《礼记》百三十一篇皆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自高堂生传礼，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奋以授后仓，
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曲台者，汉殿名，在未央宫。仓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仓以授梁人戴德延君、戴圣次君，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之学。以余所考于班固之说如此，而或者遂以大小戴为伯仲，谓德为伯氏，圣为仲氏，故伯曰延君而仲，即曰次君而不知其非也。观于《隋书˙经籍志》云：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则知小戴者，德之从兄子，非伯仲也。志又云：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百三十一篇，向因次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二篇，凡五种合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于是为大戴之学者，谓之《大戴记》。为小戴之学者，谓之《小戴记》，沿及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为四十九篇。而郑康成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之所传《小戴记》四十九篇者是也。后世唯郑注立于国学，至唐孔颖达作《正义》，而《小戴注疏》单行于世，遂无复有为大戴学者矣！自有宋以来，诸经集注皆有成书，独小戴一编阙焉未备。虽言礼之家不乏，而求其精详不易，与程朱之易，朱子之诗并垂不朽者，竟不可得，即朱子为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而又博采他书，以附益之，遂尽失其本经之旧，以之考礼则有馀，以之穷经则未足。余故就《小戴正文》列为二十卷，以存其旧，而叙其端委以俟后之君子云。

《戴德礼记》

十三卷。按《宋韩元吉序》：《右大戴礼》十三卷，总十四篇。《隋志》所载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别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无夏小正之别矣。《崇文总目》则十卷，而云三十五篇，
无诸本可正定也。盖自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凡二百四篇，戴德删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德之书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今立之学官者，小戴礼书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中间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两篇七十三其上不见者，犹三十八篇，复不能合于八十五篇之数，岂但当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见者，抑圣所取者也！然《哀公问》、《投壶》二篇与小戴书无甚异，《礼察》篇与《经解》亦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相似，则圣已取之篇，岂其文无所删者也？劝学礼三本见于《荀卿子》，至《取舍之说》及《保傅》则见于《贾谊疏间》，与《经子》同者尚多。有按《儒林传》，德事孝宣，尝为信都太傅。圣则为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据也。大抵汉儒所传皆出于七十子之徒，后之学者仅习《小戴记》，不知大戴书矣。其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杂言礼乐之辩，器数之详，必有自来，以是知圣门之学无不备也。予家旧传此书，尝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讹缺谬误则不敢改，益惧其寖久而传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斋，庶可考焉。淳熙乙未岁后九月，颍川韩元吉书。
按《郑元祐序》：汉儒传经虽未必尽纯，而其间多可采者，若《大戴礼》是已。按《汉书˙儒林传》，戴圣，字次君，尝为信都太傅。今《大戴礼》乃题：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
间，山阴傅崧卿，盖已病其讹，谬以为世亡汉史而大戴独传。后人讵知德为信都太傅，欤其为书凡十三卷总四十篇，《隋志》亦以为十三卷，而夏小正别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无夏小正之别。至傅氏釐析经传始可读，然今不敢钞入傅氏说，惧紊旧章也。若《崇文总目》则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无诸本可定也。或谓汉儒得记礼之书凡二百四篇，戴德删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又删德之书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小戴为人已见《何武传》，此所不论。然《大戴礼》首题三十九终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间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复见者，则三十八篇，故不能合于八十五篇之数。其缺者既不可复见，抑圣取以为小戴之书，欤其间《礼察》篇与《小戴·经解》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同，《劝学》则《荀卿》首篇也。《哀公问》、《投壶》二篇尽在小戴书，然其诸篇亦多可采颍川韩元吉在淳熙间得范太史家本，校定盖谓小戴取之，以记礼其文无所删者也。若夫《取舍》、《保傅》等篇虽见于《贾谊政事》书，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贵任与。夫胎教古必有其说，否则不应有是也。至于《文王官人》篇则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书出于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辞而称陛下，于考古何？居馀诸篇，先儒取以为训论者，谓其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严礼乐之辨，究度数之详要，皆有从来。第不可致诘然其书度越诸子也明矣！海岱刘公庭干以中朝贵官出为嘉兴路，总管政平讼理，发其先府君御史节斋先生所藏书刊诸梓寘之学，《大戴礼》其一也，遂昌郑某向尝学于金华胡汲仲先生之门，每以诸生拜御史公，得闻绪论上下数千载，亹亹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发于嘉兴公，公以某尝承教于御史公也，故授某识之卷末。云。
按《黄佐序》：《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盖因河间献王所得三十一篇，刘向校定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二篇，德删其繁重为八十五篇，其篇
目始三十九终八十一，中间第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复阙第七十三末复阙四篇，总四十篇盖小戴所取，后人合其馀篇，仍为《大戴记》者也。虽为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语往往犹有存者。《投壶》、《哀公问》。小戴：既已取去，而此犹存？《投壶》：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吴澄取入《仪礼·逸经朝事》一篇，取以备觐礼之义。《哀公问》衍去《保傅》，传多与贾谊语同。《公符》篇录孝昭冠词，故朱子谓《大戴礼》多杂误。难读先正刘定之有言非礼之亡也，汉儒去取之不精也，盖韪言云。

后汉郑元《月令注》

一卷。按《宋金恕序》：月令者，古相传周公所作也。独至后汉，郑康成则以为吕不韦所说。今《吕氏春秋》皆载月令一篇，康成之意以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太尉者，
秦官也。故以为不韦所作，然以今观之月令一书，其于天时人事以及夫动植飞潜一名一物之细无不推考其理，以究其至精至微之极信，非圣人不能作也。大抵不韦氏之书多捃摭古人，稍加缘饰以为己作，安知太尉之官非不韦，故为参错以伪乱真，使后世深信不疑，以为此真吕氏之书耶。至唐开元中，诏集贤学士李林甫、陈希烈、徐安，贞直学士刘光谦，齐光乂、陆善经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瓒等注解。自第五易为第一，遂以冠《礼记》之首，其于是编尊信诚隆，然其附益时事改易旧文，则殊失古初之旧矣。至有宋太宗皇帝淳化初，判国子监李至请复行郑注，未果。至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八年，龙图阁待制孙上言以林甫等抉擿微瑕蔑弃先典，方今儒业大兴，宜复旧式，乃缮写郑注月令一本，乞付国子监颁行，以格于晁迥等议，复寝不行。及仁宗皇帝景祐二年，直集贤院贾昌朝复请行郑注，始从之。故今世月令郑注多别行，夫以千载相传，历代大儒所定正注释之经，而后之人必妄为穿凿傅会以快一时之私见，迨有圣主贤臣名儒硕学者出，终必溯其源流返之古昔而一时师心臆说究同弃屣，则亦何益之有哉。予故识其兴废之由，以贻后之君子有所观省，以为好事。妄作者之鉴。云。

蔡邕《月令章句》

十二卷。按邕《自述》：予幼读记，以为月令体大经同，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而记家记之又略，及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传非其本旨。光和元年，予被谤章罹重罪，
徙朔方危险凛凛死亡无日，过学者闻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觉悟。庶几颇得事情，而讫未有注记著于文字也。窃诚思之书，有阴阳升降、天文历数、事物制度，可假以为本敦辞托说审求历象其要者，莫大于《月令》，故遂于忧怖之中昼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贯五注，参互群书及国家律令制度，遂定历数尽天地三光之情辞繁多而蔓衍，非所谓理约而达也。道长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尽而已，故不能复加删省，盖所以探赜辨物庶几多识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学者以为可览，则予死而不朽也！

唐元宗《御刊定礼记月令》

一卷。按《李林甫进表》：臣闻昔在唐尧则历象日月敬授人时降，及虞舜则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夏后则更置小正，周公则别为时训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吕氏
纂习旧仪，定以孟春日在营室，有拘恒检，无适变通，不知气逐闰移，节随斗建，洎乎？月朔差异，日星见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资革弊允属宜更昭代敬天勤民顺时设教，是以有皇极之敷言亲降圣谟重有删定乃依杓建爰准摄提举正于中匪乖期于积闰履端于始不爽候于上元节气，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无相夺伦，盖谓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乃命集贤院学士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李林甫、门下侍郎陈希烈、中书侍郎徐安真、直学士起居舍人刘光谦、宣城大司马齐光乂、河南府仓曹参军陆善经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监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别驾梁令瓒等为之注解。臣等虔奉纶音极思何，有愧无演畅之能，谬承载笔之寄，义深罕测，学浅无能，莫副天心，空尘圣意，谨上。

魏徵《类礼》

二十卷。按《宋金恕序》：余自少时诵习五经，朝夕寻讨，虽不能穷其微奥，而紬绎经旨、玩味注疏，圣贤述作之意，略可了然于心目之间。即有阙文疑义皆可付诸传信
传疑之例无烦后人借手矣，独礼经一编既离析为三，而士子传习者，则又独宗《礼记》。夫礼者，天经地纪之所系。而民生日用，之所不可斯须去者也。不唯学者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倦，即编户无知之，氓亦所视为准则，使得晓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大义，得以自安其出入作息之天而一遇。夫冠婚丧祭之事皆自然，有所范围，而无敢过，无敢不及，斯则圣人制作之意也。乃今篇简视他经，既已浩繁，而开卷已来，略无伦次，令读者既苦于记忆，而未曾读者则茫然无涯涘可寻。是此一书，但可以使贤知者究其精微，而不能使愚不肖者共其行习，何怪乎礼数不明，而徒使此经虚悬于天下，则岂圣人制作之意哉？予自既习此经后常为反覆综核将以类聚群分，使之各有归宿，及他日读朱子语录，有曰：魏徵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寘内府。今此书不复见，惜哉！予乃伏而叹曰：有是哉郑国公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今不复见，则良可惜也！一日过郡城，见旧书肆中有残编数帙，题曰：魏徵类礼。稍检视之，则小楷精抄而漏痕蠹迹，多见剥蚀，急售而归。翻阅终编，则见其伦次井然，各以类从，既无混淆又无絓漏，其于原经不增减一字，而上自庙廷下至乡党，吉而冠婚凶，而丧祭阅之，则一目瞭然。考之，则有条不紊，诚斯须之不可去者也。就其残缺字迹依经补缀，整理既完，乃遂奉为拱璧。每朋好过从辄出而示之。或曰：此民生日用之所，当共习者也。或曰：此书已寘内府，兵燹数更久为灰烬矣，安得复出自人间哉？此必赝本也！予曰：唯唯真本既不可复见，后人复能为之，则赝本即不啻真本也！予第喜其为类礼耳！其为郑公与否，无问也。且郑公之本已亡，后人能续郑公之意而为之书，即以质之郑公，郑公应亦首肯也。于是为之序，以识其未云。

孔颖达《礼记正义》

七十卷。按颖达《自序》：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醨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
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躁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浸修堤防以制之，驾之马设御策以驱之，故乃上法圆象，下参方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然飞走之伦皆有怀于嗜欲，则鸿荒之世非无心于性情燔黍，则大烹之滥觞土鼓，乃云门之拳石冠冕，饰于轩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洎乎？姬旦负扆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礼者，体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于斯，为盛纲纪。万事彫琢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于寰宇，类此松筠负贞心于雪霜。顺之，则宗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上，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后，彝伦渐坏、彗星东出之际，宪章遂泯。夫子虽定礼正乐、颓纲暂理，而国异家殊，异端并作。画蛇之说文擅于纵横非马之谈辨离于坚白暨乎！道丧两楹义乖四术上自游夏之初，下终秦汉之际，其间岐涂诡说虽纷然竞起，而馀风曩烈亦时或独存。是于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乃以所见各记旧闻。错总鸠聚以类相附《礼记》之目，于是乎在去圣愈远、异端渐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爰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等。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必取文證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贾公彦等对，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周元达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赞大猷垂法后进，故叙其意。义列之云尔〈按此篇所引先儒姓名多有与史传异者，如庾蔚之作庾蔚，沈重作沈重宣，徐
遵明作徐道明，熊安生作熊安之类，未知传写讹误，亦别有所据，姑志于此以俟考
。
〈疏〉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故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但于时质略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后，即应有君臣治国，但年代绵远，无文以言，案易纬通卦验云：天皇之先与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辅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辅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皇谓遂人在伏牺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礼起于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礼。纬斗威仪云：宫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宫主妇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为七政。七政之立是礼迹所兴也。郑康成《六艺论》云：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于遂皇，则七政是也。《六艺论》又云：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牺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则伏牺之时易道既彰，则礼事弥著。案《谯周古史考》云：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悦，号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作琴瑟以为乐。又《帝王世纪》云：遂人氏没包牺氏代之以此言之则嫁娶嘉礼始于伏牺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牺唯经三姓，《六艺论》云：历六纪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于三姓而为九十一代也。案《广雅》云：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方叔机注。《六艺论》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洛纪》、《连通纪》、《序命纪》，凡六纪也。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洛》三、《连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牺之前及伏牺之后，年代参差，所说不一。纬候纷纭各相乖背，且复烦而无用，今并略之。唯据《六艺论》之文及《帝王世纪》以为说也。案《易系辞》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案《帝王世纪》云：伏牺之后，女娲氏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伏牺之号。然郑元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案《封禅书》：无怀氏在伏牺之前，今在伏牺之后，则世纪之文未可信。用世纪又云：神农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案《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燔黍捭豚蒉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苇籥伊耆氏之乐。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即田祭。与种谷相协土鼓苇籥又与蒉桴土鼓相当，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农也。既云：始诸饮食致敬鬼神，则祭祀吉礼起于神农也。又《史记》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则有军礼也。《易系辞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诸中野，则有凶礼也。又《论语撰考》云：轩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当有朝聘，是宾礼也。若然自伏牺以后至黄帝吉凶军宾嘉五礼始具，皇氏云：礼有三起，礼理起于太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其义乖也。且遂皇在伏牺之前，礼运燔黍捭豚在伏牺之后，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时？其唐〉
尧，则《舜典》云：修五礼，郑康成以为公侯伯子男之礼。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礼。五礼其文亦见经也。案《舜典》云：类于上帝，则吉礼也。百姓如丧考妣，则凶礼也。群后四朝，则宾礼也。舜征有苗，则军礼也。嫔于虞，则嘉礼也。是舜时五礼具备，直云：典朕三礼者，据事天地与人为三礼，其实事天地唯吉礼也，其馀四礼并人事兼之也。案《论语》云：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则《礼记》总陈虞夏商周，则是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则夏商亦有五礼。郑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不言夏商者，但书篇散亡，夏商之礼绝灭，无文以言，故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没后，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摄政六年，致太平述文王之德而制礼也。故洛诰云：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又《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于天下，但所制之礼，则周官仪礼也。郑作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郑知然者。《礼器》云：礼者，体也。《祭义》云：礼者，履此者也。《礼记》既有此释，故郑依而用之。礼虽合训体履，则《周官》为体，《仪礼》为履，故郑序又云：然则三百三千虽混同为礼，至于并立，俱陈则曰：此经礼也，此曲礼也。或云：此经文也，此威仪也。是《周礼》、《仪礼》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故为体。贺玚云：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履无两义也，于周之礼，其文大备，故《论语》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然周既礼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故先师准纬候之文以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义。若失义而后礼，岂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后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质素之事，无为静默之教故云此也。礼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圣人之王天下。道德仁义及礼并蕴于心，但量时设教。道德仁义及礼须用，则行。岂可三皇五帝之时全无仁义礼也？殷周之时全无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据之以难经也。既《周礼》为体，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汉书·艺文志》：云：汉初，高堂生传礼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献王献之。又《六艺论》云：后得孔子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故郑序云：体之为圣，履之为贤，是也。既《周礼》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故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婚后丧祭。故郑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礼。《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汉书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汉书》云：得五篇，《六艺论》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故范武子不识殽烝赵鞅及鲁君谓仪为礼。至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为汉文时博士所录，其馀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其《周礼》、《仪礼》是《礼记》之书，自汉以后各有传授。郑君《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又案《儒林传》云：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事萧奋，以授戴德、戴圣。《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及戴德、戴圣为
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儒林传》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桥仁，字季卿。杨荣，字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其周官者，始皇深恶之。至孝武帝时，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时，通人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为众儒排弃，歆独识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缑氏杜子春，永平初时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往受业焉。其后马融、郑元等各有授传，不复繁言也。

元行冲《类礼义疏》

五十卷。按《宋金恕序》：予既得魏郑公《类礼》，终日诵习，并与友朋讲论。其次第伦叙以考究其先后缓急、轻重大小之义，并其经权常变之宜，而或时有不解于心者，辄
复思得义疏，观之而后庶几慊于心。夫《类礼义疏》者，常山公元行冲之所作也。行冲，名澹以，字行晋，封常山郡公，乃其所著义疏亦久不复见人间矣。因窃叹夫夏鼎商盘之属年世遐邈此真不可复得之数。若夫秦汉以来，古器法物犹时时散落民间，顾在有心者购求之，则得之于万一，亦世事之所或有者耳！况乎开元至今相去不过数百年，而篇简所存既非盗贼之所歆羡，而君子见之，则必为之珍护，宝贵而传留之。盗贼不羡，则无争夺损灭之患；君子之所宝贵，则无毁伤弃掷之忧。倘幸而不投之，烈焰不饱之蠹腹。安知不如孔壁汲坟之复出于世乎？时藏之于心，遇旧学闻家好古敦儒之士必咨访焉。一日，书贾吴氏翁缄书一箧，奉而前曰：闻吾子索此久矣，此天之所以赐吾子也。启箧而观之，则《类礼义疏抄》也，乃厚其值，拜而受之。嗟乎！天下事患志之不坚耳！苟坚其志以求之，虽数所不可得，力所不可致者，天直为之相协焉、阴骘焉。又况其数之所可得，力之所可致者乎！方开元时，元宗皇帝以魏郑公所撰《类礼》命常山公集学者撰义疏。公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开元十四年八月上之时，张燕公说驳之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者，历代传习，向已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三国时魏孙炎尝改旧本，以类比次，事同抄书此固先儒所深非者，故其书后世皆不行用。至贞观中，魏徵乃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太宗虽厚加赏锡其书，亦不立学官。今行冲等取徵所注加以疏释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篇第乖舛、章句隔绝、失其本真。若欲颁行，事有未可。于是元宗乃以其说为然，遂亦赐常山公等绢二百匹。以其书贮之秘府，不得立于学官。常山公痛世儒排己，使其书不得行于世也。乃著论以自释名之，曰：释疑以自陈其著书之意。予每读而悲之，其辞曰：客问主人曰：小戴之学行之已久，康成诠注见列学官，传闻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将颁，未悉二经孰为优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礼行于汉末，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郑絪子干师于季长，属党锢狱起师门道丧，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而犹缉述忘疲，闻义能徙具于郑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王肃因之重兹开释，或多改駮。仍按本篇，又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挟元义乃易前编自后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胄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错杂紬众说之精深，经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暌误宁不芟砻成毕。上闻太宗嘉赏赉缣千匹，录赐储藩将期颁宣未有疏义圣皇纂业耽古崇儒高曾规矩宜所修袭，乃制昏愚甄分旧义其有著遗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苦严特嫌知新悫欲，仍旧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安敢铨量。客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累朝诠定，故是周详何所为疑不为。申列答曰：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起经籍道息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守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一矣。汉有孔季产者，专于古学，有孔扶者，随俗浮沉。扶谓产云：今朝廷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修古义。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代，必将贻患祸乎，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二矣。刘歆以通书属文待诏官署，见《左氏传》而大好之。后蒙亲近，欲建斯业。哀帝欣纳，令其讨论各迁延推辞不肯置对刘歆移书责让其言甚切。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龚胜时为光禄，见歆此书，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奏歆改乱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广道术，何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惧诛，求出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宾之著名好学，公仲之深博、守道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于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三矣。子雍规元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谬，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诘。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圣證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卜商疑圣纳请于曾舆木赐近贤贻嗤于武叔。自此之后，惟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覈之，将定臧否。融称元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馀年未有伟于元者。然二郊之际，殊天之祀，此元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虑之失也。及服虔释传，未免差违后代言之。思弘圣意非谓扬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邵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惟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之。〈疑〉郑服之外皆雠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五也。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咸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季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于戏道之行废必有时者欤仆非专经罕习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轻诬。顷者修撰，殆淹年月赖诸贤辈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赏赉内省，昏朽其荣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区？区抗群情之噂𠴲舍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触近名之诫兴犯众之祸一举四失中材不为自用韬声甘此沉默也。其所为释疑之辞如此。呜呼！观常山公之言亦可知贤人君子著书立说之苦心，将以诱来世诏无穷使之家行而户习，乃一旦格于时论使其书之沉沦湮没，不得显其辉光。衣被后学不得已，而自写其胸蕴，以抒其愤懑不平之气。亦所以求谅于后世之贤人君子为之显微阐幽而使之不终于湮没也。今于数百年后幸而得之，此非人力之所可致，而非天之相协之、阴骘之。其势固有所不能，予是以敬承天之所赐，而并列其事。与其辞以备载于编端俾传之于世之贤人君子。思所以显微阐幽，上达朝廷，颁行天下，使得家行而户习，则文武成康之世。其复见于今日，庶不负魏郑公与常山公诱世之深心也夫！

宋张载《礼记说》

三卷。按《魏了翁序》：横渠张先生之书行于世者，惟《正蒙》为全书。其次，则《经学理窟》及《信闻录》已不见于吕与叔所状先生之言行。至于《诗》、《书》、《礼》、《乐》、《春秋》之书，则方且
条举大例与学者绪正其说，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讲行冠昏丧祭郊庙之礼，乃以孤立寡与议卒不用，既移疾西归，欲与门人成其初志，亦未及为，而卒于临潼。今《礼记》说一编虽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仪礼之说附焉。然则是编也。果安所从得与尝反覆寻绎，则其说多出于《正蒙》、《理窟》、《信闻》诸书，或者先生虽未及定著为书，而门人会稡遗言以成是编与。亦有二程先生之说参错其间，盖先生之学。其源出于程氏，岂先生常常讽道之语？而门人并记之，与先生强学质行于丧祭之礼尤谨且严。其教人必以礼为先，使人有所据守。若有闻焉，则告之以知礼成性之道，其行之于家也。童子必使之执幼仪亲洒扫，女子则观祭祀、纳酒浆，久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而养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闻者莫不疑笑，久而后信其说之不我欺也。翕然丕变，惟先生之从。呜呼！是乌可强而致然与，岂人心之所无而可以袭而取之？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义礼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体也，义其用也。知以知之，礼则所以节文仁义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袭之文丧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其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为之品节者与，此所谓天秩。天叙，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则入人欲，故《品节》云：为者又将以人情或纵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为先。今所谓《礼记》、《仪礼》诸书虽曰去籍于周，衰煨烬于秦，虐淆乱于汉儒，然所谓《经礼》、《曲礼》者错然于篇帙之中，其要言精义则有可得而推寻者。夫礼后生小子，自其幼学因而从事乎。此不幸时过而后知学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则将变化气质有以复其性情之正。虽柔可强虽颜子四勿之功可体而自致之也。所谓忠信之薄、人情之伪者，亦将晓然知其为异端之说矣。此先生有功于礼乐之大意也，敢识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周谞礼记解　卷
按谞《自序》：夫礼者，性命之成体者也。盖道德仁义同出于性命，而所谓礼者，又出乎道德仁义而为之节文者也。方其出于道德仁义，则道德仁义者，礼之本
也。故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方其为之节文，则道德仁义反有资于礼也。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呜呼！此礼之所以为礼者也。若夫吉凶之殊、军宾之别，其言不尽于意。其意必寓于象，故一服饰、一器械，有以存于度数之间者，象也。象，则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见于度数之表者，意也。意，则情也。所谓意者，归于性命而已矣。《书》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盖其以欲灭命以人废天者圣人不为。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圣人之所庸者也。然圣人所以庸之者，岂特使天下后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异于禽兽耳！盖又将为入道之资也。圣人既没礼经之残缺久矣，世之所传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其间独周礼为太平之成法。仪礼者，又次之。礼记者，杂记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汉儒附会之疵。此学者，所宜精择。
李觏明堂定制图一卷
按觏《自序》：略伏以明堂者，古圣王之大务也。所以事上帝、严先祖、班时令、合诸侯朝廷之仪莫盛于此。然而年世久远，规模靡，见经传所出，参差不同，群儒诪
张各信其习，专门自用，互相非毁，故自汉迄于有唐布政之宫屡曾营缮而规为卤莽，莫合圣制群议交斗将谁正之伏，惟国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已百载德义充溢礼教，兴行封太山祀汾阴耕籍田郊见上帝遗文逸美，于是交举圣神之衷，殆将经始于斯堂乎？四方有识注望久矣，臣身虽贱微，亦愿此时稍裨万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见制度具图以献图，凡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则取于周礼考工记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则协于《大戴礼·盛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则本于《礼记·月令》也。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訚，则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阶，则采于聂崇义《三礼图》也。四面各五门，则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兼取诸书略无偏弃，异同之论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于是号曰明堂定制图。若夫栋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饰，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仪物，此礼官学士之职，非小臣之所能尽也。
按《明金九畴序》：予读李氏《明堂定制图》，窃叹其所以忠君爱国之心，为至深且挚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孟子欲齐王之
勿毁李氏，欲宋主之创兴其意，皆望王政之行而欲其坐明堂之上发政施仁，以哀此鳏寡茕独也。惜乎齐王不闻其勿毁之后所发何政、所施何仁，而宋主览李氏之图，亦不闻其兴复古制、师法文王，而于李氏之所谓事上帝、严先祖、班时令、合诸侯者，次第而班行之也。呜呼！古制之不可复见于今者，亦多矣！岂惟明堂哉？而明堂则尤其大者也。今李氏既取之于《周礼考工记》，协之于《大戴礼·盛德记》，稽之于《白虎通》，酌之于《明堂礼记外传》，兼采诸书，略无遗弃。无亦可谓详尽矣！而于栋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饰以及服御仪物一切制度，则又以为礼官学士之职非其所能。尽予尝博《稽传记》，取其有关于明堂者，类而综之，凡载于《经传》及《大戴礼》、《白虎通》者，皆不复采。惟取汉魏以来史氏所载者，萃为一编。使观者一目瞭然，无俟旁搜博考，而按文以求如指诸掌。其有心复古者，可一览而得之。昔在后汉之世，蔡邕之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中央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庙谨承天顺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养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廱。异名同事，其实一也。《春秋》因鲁取宋之奸赂，则显之。太庙以明圣王建清庙明堂之义，《经》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传曰：非礼也，君人者。将昭德塞违，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升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庙论之，鲁太庙皆明堂也。鲁禘祀周公于太庙明堂犹周宗祀文王于清庙明堂也。《礼记·檀弓》曰：王齐禘于清庙，明堂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太庙以天子之礼升歌清庙下管象舞所以异鲁于天下也。取周清庙之歌，歌于鲁太庙。明鲁之太庙犹周之清庙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孙也。《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太学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文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闱见九侯反问于相日，侧出西闱视五国之事日入出北闱视帝节猷。《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傅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为学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学始之于养老，由东方岁始也。又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习于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又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然则诏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聚焉，故称诏太学。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礼记·太学志》曰：礼士大夫学于圣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位者，祭于太学。《礼记·昭穆》篇曰：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太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内。《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广德及四海方此水也。《礼记·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乐记》曰：武王伐殷，荐俘馘于京太室。诗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京，镐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礼记》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合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学事通文合之义也。其制度数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圜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九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晋挚虞之议曰：汉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礼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上帝非天，断可识矣！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异体牲牢品物质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谓尊严之美。三日再祀，非谓不黩之义，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为明王没，则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报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废，晋初始从异议，庚午诏书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前太医令韩杨上书宜如旧祀五帝。太康十年诏已施用，宜定新礼。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议北魏袁翻之议曰谨。案明堂之义，今古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證，且论意之所同以詶诏耳！盖唐虞已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馀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元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髣髴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通经。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滋为不典。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廱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贾思伯之议曰：按《周礼考工记》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按《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阳阴九六之数。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按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考工记》虽补阙之书，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朝廷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袭近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耳！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按《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又李谧之论曰：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原，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各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西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者，谓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元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元》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元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馀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约为陋过矣。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瓮牖之室，荜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踰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元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又复以世代检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㨿，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出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象，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隋牛弘之议曰：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郑元注云：脩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元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𡙇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踰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元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㨿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元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书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载。束晰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川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显纪，黑曰元矩，苍曰灵府。郑元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元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元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廱，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廱，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廱，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廱，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廱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元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则其来已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铭》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泰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诸家之论明堂者如此。上至后汉蔡邕，下自隋牛弘，此数君子者，其皆各据所闻，各抒所见，可谓至详、至备、至精、至密。前综历代之规模，后作百王之楷范，有圣人者起参考于诸说之中，斟酌于损益之际，兴复古制，创立明堂，庶使中外瞻仰，神人协和，则安在三代之盛，不可复见于今日哉？则不独可以慰李氏之心，并可以慰诸君子之心，且可以慰千秋万世之心矣。读李氏明堂图者，并以此篇参之，庶帝王制度之源流。今古议论之得失信，可一览而得之。虽自唐以来，如魏徵、颜师古、陈贞节之《明堂议》，孔元义之《郊立明堂等严配义》以及《明堂大飨义》，闾仁谞、王方庆、张齐贤之《明堂告朔议》，凡议论之涉乎？明堂者，大抵皆祖乎？此数君子之说，而必不能出其范围也。于是详列而为之序云。

刘敞《投壶义》

一篇。按《明何乔新跋》：临川吴文正公校正《仪礼》，既因郑氏本而诠次其篇，凡经文散见于戴礼。郑注者，则表而出之，为逸经八篇。礼必有义，又取戴记所存与清江
刘原父所补也。予近读原父文集，又得《投壶》一篇，盖释礼经投壶之义也。故录于朝事之暇以备逸经之传焉。正经十七篇有传者，十逸经八篇有传者，一其馀缺焉。崇礼君子虽追而补之，可也。或曰：束晰补南陔诸诗居，易补汤征皆见非于君子。原父所补亦南陔汤征之类耳！岂可取以为训哉？予以为不然，南陔汤征经也。经出圣人所删补之，僭也。冠婚诸义传也。传出于周末，汉初诸儒作补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尝补格物致知之传矣。今与曾子之传并列于学官，未有非之者，苟以传补为不韪，则朱子岂为之哉？

司马光《投壶新格》

一卷。按光《自序》：传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学道，从政勤劳罢。倦必从容晏息以养志游神，故可久也。荡而无
度将以自败，故圣人制礼以为之节因以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且寓其教焉。夫投壶细事游戏之类，而圣人取之以为礼，用诸乡党，用诸邦国，其故何哉？郑康成曰：《投壶》，射之细也。古者，君子射以观德为其心平体正端一审，固然后能中故也。盖《投壶》亦犹是矣。夫审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则疏惰慢，则失义方象焉。左右前却过分，则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尽弃，戒慎明焉。是故《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圣人作礼乐、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谟，凡所施设不啻万端要在纳民心于平正而已。然难得而制者，无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贤守道敦固，则放荡倾移无不至，求诸少选且不可得，是故圣人广为之术以求之投壶与其一焉。观夫临壶发矢之际，性无粗密莫不耸，然恭谨志存中正。虽不能久，可以习焉。岂非治心之道与一矢之失犹一行之亏也？岂非修身之道乎？兢兢业业慎终如始，岂非为国之道与君子之为之也？确然不动其心，俨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慑既得之，而不骄小人之为之也。俯身引臂，挟巧取奇，苟得而无愧，岂非观人之道与由是言之圣人取以为礼宜矣。彼博弈者，以诡谲相高，以残贼相胜。孔子犹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之，犹贤乎？已况投壶者又可鄙略而轻废哉？古者，壶矢之制揖让之容，今虽阙焉。然其遗风馀象犹彷佛也。世传投壶格图皆以奇隽难得者为右是亦投琼探𨷍之类耳！非古礼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损旧图，以精密者为右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徼倖者无所措其手焉。壶口径三寸，耳径一寸，高一尺。实以小豆壶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枝，长二尺，有四寸以全壶不失者为贤，苟不能全，则积算先满百二十者胜后者负俱满，则馀算多者胜，少者负，为图列之左方并各释其指意焉。

傅崧卿《夏小正解》

四卷。按崧卿《自序》：崧卿少时读《礼记》，至孔子得《夏时》于杞。郑氏注曰：夏，四时之书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郑注月令引小正者，八辞大抵约严不类。秦汉以来，文章信
其为有夏氏之遗书，顾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阅外兄关浍藏书始得而读之，星昏旦伏见中正当乡。若寒暑日风冰雪雨旱之节，草木稊莠之，候羽毛鳞裸蠕动之，属蛰兴粥伏乡遰陟降离陨鸣呴之，应罔不具纪而王政民事系焉，盖夏之月令也。志时之有是物往往以言见之。岂谓据人所见者辞固当尔耶？关本合传为一卷，而不著作传人名氏。按汉唐《艺文志》不载，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浍所藏即此书，后读孔颖达《礼记正义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礼》之篇名也，因求集贤所藏《大戴礼》版本参校信，然汉唐志既录戴氏礼矣。此书宜不别见，抑不知取戴礼为此书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务多以徼赏帛。故离析篇目而为此乎。有司受之既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复考，且小正夏书德所撰传耳。而《隋志》云：然可谓疏矣！德，西汉梁人，与圣俱受礼后苍，号大戴，尝为信都太傅，而集贤大戴礼。其前乃云汉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传》考之，为九江太守者，圣也。书藏集贤盖久率无有正其讹谬者使世亡汉史，而《大戴礼》独传。后人渠复有知德为信都太傅者，欤由是知前代书因陋承讹流传及今不可复辨者，盖多矣。岂特是书也哉？关本戴礼皆以夏小正文错诸传中浑，浑之书杂以汉儒文词醇驳弗类且所训疑有失本指者乃仿《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传月为一篇，凡十有二篇，釐为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传关本简编失伦悉以大戴礼是正两书互有得失，或字衍脱不同则择其善者从之，仍注其下而阙其可疑者，大戴礼无注释关本注释二十三处惧与今注相糅，则云旧注别之来者宜详焉。宣和辛丑九月一日，山阴傅崧卿序。

吕祖谦《少仪外传》

二卷。按《祖谦弟祖俭跋》：少仪外传一篇，先兄太史所自次辑者也。首命其名曰帅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终则定以是名焉。某尝侍坐与闻所以为此编之意，盖
以始学之士徒玩乎。见闻汨乎，思虑轻自大，而卒无据，故指其前言往行所当知而易见者登之于册，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于日用之间。其于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见者，则皆略而不载。苟读是编而无所厌，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也，则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杨简《孔子閒居解》

一卷。按《赵彦悈后序》：曾定远既刊先生己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真圣人之言。伊洛诸贤未尝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贤者，又过之《中庸》。庸
常也，弃日用平常而趋乎异说。吾不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