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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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二百七卷

春秋部杂录三

《程端学春秋本义》：通论《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贬害之也。圣人曷尝先定凡例而修《春秋》哉？或曰子之本义有云：义见某年某事者，非凡例邪？曰：非也。《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为法于天下，曷尝设凡例以待其事而书之哉？如朱子谓何尝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者，得之。若当时史氏之作，则凡例之说或有之矣。亦未必若今之说《春秋》者拘。拘执彼以比此也。及乎孔子借鲁史以作经，因事设教，凡非天子之事而私相盟者，其私盟之罪无不同也。而其为盟，则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见其情，则其罪有轻重焉？私相会者，其私会之罪，无不同也。而其为会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见其情，则其罪有轻重焉？私相侵伐者，其侵伐之罪，无不同也。而其侵伐，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见其情，则其罪有轻重焉？此孟子有彼善于此之说也。惟其罪之无不同，故有义见某年某事之云。惟其情之有浅深，罪之有轻重，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论，以见其义。此亦理一。分殊之谓学《春秋》者，即此而推之，则凡入灭围取朝聘奔。如凡非王事而诸侯僭焉？大夫攘焉者，其罪皆可见，而其情罪之轻重等差亦不能逃焉。曰：然则孔子徒议其罪而已乎？曰：未也。议其罪，将以惩其恶。惩其恶，将使之反诸无恶而已矣。故曰：克己复礼。克己，所以复礼也。不克己，则不能以复礼。不惩恶，则不能以迁善。故《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而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此凡例褒贬所由兴也。自凡例褒贬之说兴，而圣人之心不白于世，其书虽存其用，则泯矣。此非细故也。此说《春秋》之大弊也。人能痛扫其弊，以至于无《春秋》，其庶几乎？愚所言者，凡例之陋。若夫褒贬之缪，则邵子、朱子、郑夹漈、吕朴乡诸家之说已悉于纲领。兹不复论弑君之贼，夫人所能知也。然致弑之由，则有渐。自某君之失其道而肆意侵伐入灭，民困而财耗也。驯而至于戕其身，自某君之家不齐，妻淫而子奢也。驯而至于灭其家，自某君之失其驭，而使大夫专国君，若赘旒也。驯而至于禄去公室，自某君之失其权，而使某卿帅师，军政之在臣也。驯而至于弑其君，《春秋》皆历书之。以为天下之大戒使凡为君者，防微慎始，兢兢业业，而不敢肆。此正所谓属辞比事之法。惟其弑其君，罪大恶极。夫人所能知，故本义但云义。见隐四年，卫州吁事。惟其属辞比事有以著其见弑之由。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说以明之，而非舍弑君之罪。但著人君之过而已也。〈按程端学春秋本义已载总论此又本义之绪馀耳故列
之杂录
〉
大凡先儒传此一经，必有一得。特以褒贬凡例之说汨其心思，故不得尽善耳。是以先儒之说不敢妄加去取，必究其指归，而取其所长。二家说同，则取其前说。前略后详，前晦后明，则取其后说。其或大段甚当，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删则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如《吕朴乡五论》。正大明白而于明，分义正名，分著几微，三条之下所引《春秋》事时或与经意不合，未免去其一二。如《程子春秋序》。子丑寅建正之类，不能无疑，故阙而不录。窃仿朱子所谓不敢于注脚上添注脚之法，使观者简明易见。云尔非敢自执己见。凡非己意者，一切去之也。所以敢尔者，以其有经为之主也。经意本浑成明白，因传而益明者，固有之矣。因传而晦且凿者，亦不少也，故说之。合于经者，取之。其不合者，去之。其法甚约也。其或取两说者，以一说之意，未足以尽此事之旨，故必兼见。而其义始备，其或必附己意。云者亦以先儒之说与经相违云。尔非敢舍先儒之说，而主一己之见，亦非敢剿先儒之意，以为己之意也。
曰子之引诸家之说，其亦有重复者，何也？曰此编窃仿朱子集注之意。先训诂而后事实，而后议论。议论即本义也。其圈下复引诸家之说者，其馀意也。或其前后始末也。盖春秋一事兼数义，本义之外别有馀意，又有前后始末一家之言，岂能尽该？故引诸家之说以足之。诸家之说岂免重复哉？欲其成文，故不得尽删也。所谓前后始末者，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数十年之通。而后见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终，而总论之。正所谓属辞比事者也。大凡春秋一事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后相联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轻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而先儒或略之，乃于一字之閒而究其义，此其穿凿附会想像测度之说所由生也。今似此者，悉埽除之，使经文浑成明白，即始而见终。庶学者可以理义推详，不得以小巧私智窥圣人之意者，本义之旨也。传称属辞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门传授之格言。而汉儒记之耳。而说《春秋》者，终莫之省，甚可惜也。夫《春秋》有大，属辞比事有小。属辞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春秋之始。诸侯无王，未若是之甚也，终则天王不若一列国之君始也。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张也，终则专国而无诸侯始也。吴楚未若是之横也，终则伯中国灭诸侯始也。诸侯之伐国未甚也，终则至于灭同列之国。其小者，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始也。大夫执一国之权，终则至于弑其君始也。子弟预一国之政，终则至于篡其位始也。诸侯放恣而妄动，终则至于灭其身始也。夫人昏姻之不正，终则至于淫乱而奔亡。又如鲁桓见杀于齐，而庄公忘父之雠主，王姬昏与齐人狩文姜之丧未除而如齐，纳币书子同生于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躬如齐逆女先至而后夫人入，其终卒有姜氏弑闵逊邾之乱。又如书王人子突救卫，而卫侯朔入于卫。又书公至自卫，又书齐人来归，卫俘。又如书大无麦禾，而筑郿告籴于齐，而新延厩。凡春秋之事，无不皆然。人知此法则一字褒贬与先定凡例而作《春秋》之说久当自废，不必多辨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非常之事。此说自三传至于今，凡传《春秋》者皆能言之。其亦孔门弟子闻于圣师之言，欤然而三传卒不能守其言。《左氏》多以《春秋》之事为礼，《公谷》亦有以为喜之、嘉之者。夫既得礼矣，喜之、嘉之矣，则是常事也。岂有非常之事？而圣人以为礼为可喜，为可嘉哉？诸儒踵三传之缪，而不察同，然一辞甚可怪也。其辩既各见于本义，辨疑或问兹不复论。
《程端学春秋本义问答》：问元年春王正月，此《春秋》开卷第一义。而正朔一事，亦吾儒所当明辨者。今本义以正月者建寅之月或问中引用蔡氏书传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辨證甚明。然窃详朱蔡之说，月数虽不改，正朔则必改。商建丑，则正朔必用十二月。周建子，则正朔必用十一月。特纪月之数不改耳！故商书元祀十有二月，以十二月为岁首。《七月》之诗，二之日凿冰，以十一月为岁首。凡朝会大事，必以正朔行事。今既以正月为建寅之月，则是周未尝改夏正也。而又引赵氏云：王正月者，王者之所颁。叶氏云：王者以正朔一天下，岂有周为天子而乃颁夏之正朔乎？周改正朔矣，而乃仍以夏之正朔一天下乎？大概如左杜胡张诸儒之以建子为正月，则于王正月三字甚顺，而于春之一字有未安。若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于春字甚安，而于王正月三字有所未妥。此乃千古不断之疑，请更详之。
答，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改正朔不改月数，不必疑。所可疑者，鲁公即位之在正月也。何谓改正朔不改月数不必疑？盖商改夏正以十二月为岁首矣。而书称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未尝改十二月为正月也。周改夏正以十一月为岁首矣。而《周礼》一书，《七月》一诗皆用夏正数月。其曰：一之日觱发。正指十一月，亦未尝改十一月为正月也。其他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等诗，显然可考。秦改夏正以十月为岁首矣。而《史记》云：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又每岁首先书冬十月。汉用秦正，每岁首亦先书十月，未尝改十月为正月也。至汉武帝改历法，用夏正，每岁首始书正月。此皆不改月数之明验。而所谓改正朔者，惟即位与朝觐会同，则商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秦以十月，行事以新天下耳目耳！叶氏所谓王者，以正朔一天下，如此而已。然其敬授民时，使民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天子诸侯春祠，夏礿，秋尝，冬烝，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则仍用夏正。观《诗》、《书》、《易》、《周礼》及《月令汲冢》等书与《春秋》，凡非时必书之事，可见矣。盖四时断不可易，天子顺时以施政，斯民依时以兴作。向使周以十一月为春，以二月为夏，五月为秋，八月为冬，则二十四气皆差，而农作非时祭祀，非节蒐狩，非名夫夏之孟。夏天子尝麦庶人荐麦。夏之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若周之孟，夏岂有麦？周之孟秋岂有谷？而《月令》、《王制》言之乎？蒐者，仲春择取禽兽之名。苗者，仲夏除兽害苗之名。狝者，仲秋顺时杀物之名。狩者，仲冬围守取物之名。若周改四时，行之则违时，害物。名实错乱，圣人肯为之乎？惟其四时民事不可移易，故班律授时，仍用夏正。而建丑十二月不改为春正月，建子十一月亦不改为春正月，惟其商周即位朝觐会同等事在十二月、十一月。故有改正朔之名。况改正朔三字乃汉儒所自言，于经无见。凡商周秦于岁首称十二月、十一月、十月者，即其所改正朔也。凡商周秦称正月者，皆建寅月也。由是观之，春在王正月之上既甚顺，而王在正月之上亦甚妥。此朱子晚年之论，始定欲改孟子注周七八月为夏五六月，周十一十二月为夏九十月之说，而其书己遍行于世。故蔡氏解书亲承朱子之教而有改正朔不改月数之说，不然何敢背其说而反孟子集注之论哉？今阳恪夏正辨实出于朱子门人，㬊渊亲闻其师之论。愚所以敢于本义或问用夏正而取赵氏、叶氏之云者，以此也。何谓可疑者？鲁公即位在正月也。盖商既以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祇见厥祖及三年终丧即吉十有二月。朔，伊尹又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则是凡商王即位必在十有二月也。盖古者君丧嗣子踰年始即位，改元必在所建之岁首。次第推之，周之王与诸侯即位亦当在十有一月，何独春秋在建寅正月即位乎？此其可疑者也。及考《唐志》，春秋时，晋鲁宋各自有历法，当献惠之世，大扺皆用夏正。由是知春秋时，鲁公不奉周王正朔，不于建子十一月即位，而以建寅正月即位。故孔子因旧史而不革直书之，以见当时诸侯之僭乱也。故曰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然《唐志》之外更无他书可考，不敢质言之。而其可疑者，亦粗通其一二矣。愚所以敢于本义引朱子晚年答㬊氏之说以明之者，此也。夫夏正、周正之说虽为《春秋》开卷第一义，固不可以不讲，而《春秋》大义则在于正义、明道、尊君、抑臣、贵王、贱伯，内夏外裔，防微慎始，因事立教以正人心，以扶纲常。其夏正、周正之说乃后儒自为异论，自相矛盾。《春秋》先务正不在此也。曰班历授时，亦国之大事。周亦当在十一月，然则本义引赵氏云：古者天子尝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所谓今年冬者，果在何月也？曰此无明文可考。今依蔡氏说，则周当在冬十月。其或班历授时在冬十二月，亦不可知也。曰商周既以寅月为正月，安在其为改正朔，安在其为诸侯奉天子正朔乎？曰古之班历授时，犹今之授时历。自汉武帝，历魏晋隋唐以至于今，皆用夏正，国之大事皆在寅月。今之授时历，虽与古异制，然使民依时作事则同也。天下孰敢不遵，孰敢自定历法哉？此即古者奉天子正朔之义，断不可因汉武以来不改正朔而遂废班历也。夫夏之四时非夏之四时也，天之四时也。夏不敢违天而授时，周敢违天而授时乎？由是观之，商周虽改正朔，而班夏之时亦何伤哉？
问，九年，齐人取子纠杀之，此一节孔子不以桓公为非。程子断然谓桓公为兄，子纠为弟。朱子一依程说。今本义序自谓祖述程朱，而于此一事，乃取荀卿而不从程子，何也？此正人伦之大节，纲常所系，恐必合从程朱为是。
答，庄公九年，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齐人取子纠，杀之。谓桓公为弟，子纠为兄者，《公羊》、《谷梁》之论。而荀卿、司马迁、杜预、孙太山、胡安定、刘原父、胡邦衡、孙莘老、吕东莱，凡三十馀家之说也。愚所以取之，盖亦有为。大凡《春秋》书子某者必当立之子也。其单称名者，必庶孽，不当立者也。又《春秋》凡书入于某者，篡位者也。公伐齐，纳子纠。《左氏》有子字，《公谷》虽无子字，而齐人取子纠杀之之文，则《左氏》、《公谷》皆有子字。桓公于此单书小白之名，又书入于齐，故《公羊》曰：其书入于齐，何篡也？《谷梁》曰：恶之也。程子以大义推之，而疑桓公为兄，非有所考也。虽引薄昭之言以为證，而朱子乃云：荀卿谓桓公杀兄以争国，其言固在薄昭之前。《论语集注》虽取程子之说，而又尝举荀卿之言，则亦不能无疑于其间矣。不特荀卿之言也。《史记·齐世家》亦云：襄公立，杀诛数不当，群弟恐祸及，故弟纠奔鲁，小白之莒。杜预亦曰：子纠，小白庶兄。邓骥亦曰：桓公，襄公之季弟。马迁谓子纠为次弟，邓骥谓小白为季弟，其亦有所据矣。夫孔子非不以桓公为非也，盖取其厥后有仁者之功耳。岂真许其仁哉？其不足于桓公、管仲者，甚多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而孟子亦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今本义祖述程朱。而此一事未敢尽从程子之说者，以《春秋》书法决之也。盖大纲大领一宗程朱，而一事之有疑，一义之未安，岂可雷同其说而不之辨乎？夫孟子愿学孔子者也。孔子许桓公、管仲之功，如此，而孟子辟五霸为三王之罪人。朱子远宗孟子者也。而集注引杨氏之言谓孟子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又朱子近学程子者也。而作《中庸》或问辨程子之言，不少假其辨。修道谓程子养之以福修而求复之，云未合子思。本文之意，其辨隐微，谓以心言之，则程子不若吕游杨三家之密。其辨程吕中字问答，则曰圣贤之言，固有发端而未竟者。学者尤当虚心悉意以审其归，未可执其一言而遽以为定其辨。程子谓中字，因过不及而立名，则曰未得为定论。其辨程子谓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则曰此则不可晓。如是者数十条，及观朱子易本义与伊川易传相悖者，不可胜纪。不可谓朱子不学程子也。盖程子尝谓义理无穷，或一时之论而未及定，或其门人传授之。讹学者当守其大纲大领而辨其一二疑义，若一概以程子之言称一好字，不究指意所归，不求吾心所安，亦非程子所以教人之意。昔唐之王圭、魏徵，建成太子之臣也。及太宗杀兄，而王魏事之，固有大罪。然近代论治者，不可谓王魏为小人。王魏忘君事雠之罪，固不可纵，而其匡太宗致贞观治功，亦不可泯。故朱子谓王魏功过不以相掩。似未取。程子论王魏后虽有功何足赎之语，此岂非人伦大节纲常所系？而朱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今以子纠为兄，桓公为弟，而管仲事之，正与王魏事太宗之事相似。又以孔子与人为善之意，与孔子不得已。而与齐晋之旨观之，则《论语》许管仲之功，未为害义。若孔子作《春秋》，则严矣。《春秋》者，正义明道之书也。故《论语》许其功，而《春秋》定其罪。今观《春秋》于此一事，则上书子纠以正其名，下书小白以正其篡，后又书杀子纠以正其忍，而圣人之情于是乎可见矣。愚既于或问辨之颇详，亦不复赘述。明赵汸春秋师说，周末及秦汉间，用刑刻急士多习文法，故说《春秋》者，往往流为刻急，如公孙弘以《春秋》之法绳臣下。唯知苛刻而己。其于经旨安在？〈以下汉唐宋诸儒得失〉
《史记·赵世家》，孔子闻赵鞅不请晋君而诛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泽谓若依史迁之说以说《春秋》，则辗转迷误圣经，更无可通之期。且形容得圣人不过是一直史，亦可谓不知体矣。诸儒说《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传重于汉而轻于唐。自韩退之春秋三传束高阁之语为卢同发而啖赵陆氏。及孙泰山之学为时所尚，故欧阳公说赵盾事皆不用三传。而三传愈轻矣。盖啖公佐始疑《左传》为作俑之首，而喜攻《左传》者，常佐佑其说。《左氏》又不幸，诚有所短。诸公遂因其所短并其所长，厌弃之。观伊川于《论语》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传，则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左氏》而并不用二传，则固应多用新说。
凡《左传》于义理，时有错谬，而其事皆实。若据其事实而虚心以求义理，至当之归，则经旨自明。泽之所得实在于此，然则学《春秋》者，姑置虚辞存而勿论。而惟校《左传》之事以求圣经，此最为切实。庶几可得圣人之旨矣。或谓先儒泛论大义，今皆指为虚辞，毋乃矫激之甚。欤曰自唐以来，说《春秋》者，高远之辞日胜。高远之辞日胜，则经旨当明矣。而《春秋》讫无定论，乃更尽疑三传并与经之时月皆欲变易之。则其末流又当何如乎？故皆一切断以虚辞，将使学《春秋》者黜其聪明，而专务简要，此敛华就实之说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师。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公羊》以为宋与鲁战，《谷梁》以为纪与齐战。赵匡考据经文，内兵则以纪为主而先于郑，外兵则以齐为主而先于宋。独取《谷梁》之说，泽谓舍《左氏》可据之事实而从《谷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谓内兵以纪为主而先于郑其说尤误。盖此是郑求鲁纪以与四国战，而以王爵序先后耳。纪侯爵位在郑伯之上，安在以纪为主乎？此事止当据左氏经传，寻其端绪。桓公欲平宋郑，故一岁之内三与宋公会盟。及龟之会，宋公不从，而后公会郑伯，盟于武父，此鲁郑伐宋之本也。故武父之盟既毕，经书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战，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如此，则纪自是鲁与郑之与国耳。岂可谓纪与齐战而又谓内兵以纪为主乎？故传又曰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宋为郑所伐，故十四年冬经书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左氏之事深可据焉。故谓纪与齐雠而为此战者，臆度之辞，非事实也。
先儒云《春秋》者，圣人之刑书。谓《春秋》不用刑亦不可。然若专以此求《春秋》，则是圣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又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又曰：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来，惟孟子独见大意，其次则庄周，亦说得较平。所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此最说得好。
凡说《春秋》不可惑虚辞，当务求切实。若胸中无主更惑虚辞，则终无所得矣。如杜元凯《春秋序》，大意尽明，然求其切实，则与序文不相称，盖解经文时或错谬。杜氏且如此，况其他乎？董仲舒说春秋大义诚可观。然在泽亦止作虚辞看。盖仲舒学《公羊》者也。焉能改于其失？既未能改于其失，则去经旨亦远矣。所说虽善，岂不近于虚辞乎？所谓切实者，谓于圣人所书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观其实，有所见否也。如杜氏释正月不书王。云失不班历，此是实无所见。夫不书王者，罪诸侯也。今云不班历，则是更贬王室义转错谬矣。此是求其切实而不得经旨者也。所谓虚辞者，谓如尊君、卑臣、贵王、贱霸、崇周室、抑诸侯。若此之类，其义虽正，然本是古今之通义，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今有人能诵此说，似乎通晓。及至以一部《春秋》付与之使之著笔，则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纷纭错杂之说，诚乱人意。若胸中无主，既为三传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赵。孙泰山、胡文定诸公参差不齐之论，则经旨何时而可明欤，如孙泰山云《春秋》有贬而无褒。若据此解，经则不胜舛谬，又或以为《春秋》皆是有过则书，亦岂有此理？惟孟子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最为平正，不失之偏。泽所以多取左氏、杜预者，以其稍平，不甚矫激，可因以推求经旨。但世人多惑于韩退之诸人之论，不肯深信，是以徒学其文辞而于经，实无所推明耳。昔有问于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学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转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说用夏正者。程子以后学者始有用夏正之说，是《春秋》
第一义，已不信《左传》矣。时月既不可信，则一部《左传》所载事实皆可目为虚妄，岂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传皆是周正，若用夏时，则三传皆可废，不但《左传》也。先儒说春秋大义虽可观，及夷考其事，则所说多不合圣人意者，盖先儒不曾深考书法，所以翻致乖异左氏。杜预欲求书法而未得，然比之诸家，尚有绳准。近世诸儒虽务明大义，而书法未明，故大义亦晦。诸儒说《春秋》于经不合，则屈传以伸经，于传不合，亦屈经以伸传。屈经伸传者，杜预辈是也。屈传伸经者，若胡文定诸公是也。夫其屈经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传者，亦未必真合于经。如曰经文脱漏经误之类，是屈经也。然不知有未尝脱漏，未尝误者存。如君氏为尹氏、仲子非桓母之类，是屈传也。而不知传之事实，有不可诬者。
《春秋》、《周易》二书大旨皆失传，然《周易》于教义虽未甚明，亦未甚失。盖《周易》所失者，象学。象学不传，则无以窥见圣人精神心术之妙。而易之所谓不测之神者，不可得见。然而于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则自孔子没大义，即乖左氏，虽见国史，然其舛谬亦自不少。况《公谷》乎？故《春秋》一经开卷，即有同异。如书元年春王正月，只不书即位。《公羊》、《谷梁》意见自殊，及至近世又谓夫子用夏时，冠周月，其为圣经之害，莫此为甚。其间先儒之说，害义伤教者，不可枚举。是《春秋》虽具存，而本旨既失，遂无以识圣人维持世教之实，而其谬说足为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辟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说，以为时不可改。甚者至以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城，十二月舆梁成。赵岐释以周正，晦庵亦从赵岐，而近世说者以赵岐为非，则是并晦庵皆非之矣。此是本无所见，而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经，为害不细。前世士大夫学问却未见有如此者。又见一说，以为正月者，是鲁之正月，鲁诸侯也。诸侯正朔，禀于天子，安得有正月？彼盖嫌杜氏王周正月，以为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读王字歇句而以正月为鲁侯即位之首月。其说妄诞不可解矣。审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见明白乎？据其说，添一王字是为尊王，而不与上下文相属，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传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别无异辞。惟近代二百年间始有夏时之说。胡文定公云：以夏时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说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云：其大纲见于此，而条目见于《春秋》，于是三传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说起矣。晦庵先生曰：某亲见《文定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庵之说，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学者之惑，可胜叹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义正，无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时冠周月之说，蔡氏虽自谓晦庵门人，而其书传乃直主不改月之说，亦引商秦为證，是不改月之说，开端于文定而遂成于蔡氏。案胡氏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据此，所谓以夏时冠周月，最害大义于圣经之累不小。据所引商秦不改月为證，是周亦未尝改月。据夏时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时。又云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则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误最甚，盖由所见，实未明而欲含糊两端。故虽主周正而又疑于时之不可改，既主夏时而亦疑于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费心思。而进退无据其误，在于兼取用夏从周，是欲两可而不知理，实不通古人注释，纵缪却不至此。
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杀熟麦及五稼之苗。传云：无麦苗，不害嘉谷也。杜氏谓黍稷尚可更种，故曰不害嘉谷。泽谓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称。孟子云：宋人闵其苗之不长。又曰恶莠恐其乱苗。《汉书》立苗欲疏，《唐史》称青苗，皆谓此也。今此书无麦苗，记异耳！一谷不登不书而或书无麦者，以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此时麦为民食之最重，故特书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当是水与雨会，故麦熟未得敛。而四月已种之谷成苗，亦为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麦而又与水会并谷苗皆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见，所以为异。此年不书饥者，盖水亦旋退，更种他谷之故。今之世谓《春秋》用夏正者，则以麦苗为一物，谓秋水漂杀麦之苗也。泽谓若以为夏正，则种麦成苗在先，水至在后，当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经书无麦苗，又书大无麦禾，皆是据收成之后，计有无而书。若以为九月无麦之苗，则所系未重经决不书。二不通也。设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种麦，故书无麦苗，亦已可疑。况书秋大水？若以为建戌之月，则水之害亦止于秋。至冬十月，则水已退。二麦尚可种，岂得遽云无麦苗？三不通也。
据三传，商周皆改月。据《豳风》，则三正之说实不可破。若据《周礼》，则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读法夏正。夏时谓之正岁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案《史记》，则周家建子改正之说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学者妄引商书之牵合。今学者若办得看《史记》，则周家改时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儒观戏，更不暇考耳！
《史记·秦纪》书冬十月，故先儒皆谓商周不改月。以泽观之，《史记》年月甚有法。诸公亦看得未详，所以致误。但看年表等书，便是史迁详密处。若晓得其法，然后可决《春秋》之疑也。
庄公元年，不书即位，当据《公羊传》为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则子何以不言即位？隐之也。孰隐？隐子也？何休曰：隐痛是子之祸，不忍言即位。《公羊》此义，当矣。《谷梁》则曰：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继弑君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其说虽正，然不及《公羊》。盖据《公羊》，则知是圣人所改。据《谷梁》，则是作史者皆当如此书。故知《公羊》之义为得。所以必须似此推校者。盖《公羊》之义正，则胡文定为世子，必誓于王，为诸侯，内无所承，上不请命，擅有其国，《春秋》绌而不书。其说太矫激，非正矣。夫庄公为太子，盖已誓于天子。天子已知其应立，及君薨，则太子嗣位。嗣位而告丧，告葬历三代，盖已有定例。方其告丧告葬，天子使来归赗，此是旧典，应如此。及周之衰赗，赠锡命之礼，虽有迟速或至全阙，然嗣子承统必告天子，当已在告丧之时，决无不请命，擅有其国之理。又设令世子嗣位告葬，虽未获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顺。先君既以礼葬，嗣子名亦已达于天子矣。岂可以为擅有其国乎？惟不书即位，当是夫子所削，盖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则庄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礼。夫子以为父死于外，子当隐痛，故不书即位。此《公羊》之义，所以为得文定之说失之太过也。
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胡先生曰：能与雠战，虽败亦荣。以败为荣，似非正义。又王师尚不讳败绩，鲁诸侯也。败绩亦安得不书？又公败齐师于长勺，云：齐师伐鲁，经不书伐，责鲁也。诈战曰：败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至于善阵，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诈谋取胜乎？故书鲁为主，以责之。泽谓桓公死于齐，庄公不能复雠，及雠人贯盈而死于弑国，内无主，而僖公之子纠逃难于鲁，鲁纳之。又不能集事乾时之败，狼狈而归，鲍叔帅师来胁，杀子纠，谲取管仲，当是之时鲁几于不能国矣。公若不败齐师于长勺，败宋师于乘丘，又败宋师于鄑，则亦何以立国。君子于此，当恕人之情，抑彊扶弱，岂得更复责鲁？故知立论不可失之太过。
庄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齐，平也。世雠而平，可乎？于传有之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据此说最为平正意不执滞。盖在前雠，无可通之理。及襄，既以恶死，纳纠之事，亦已在所可为纠乃僖公之子不得称雠。惜鲁力不足以纳耳！桓公既立，以鲁纳纠之故交兵，互有胜负，既而为柯之盟。齐鲁始平。自此之后，不当复言雠矣。夫奸淫之罪止在其身，岂可迁怒乎？纠与小白既是僖之子，故柯盟无所讳也。胡文定《春秋传》用旧说者，多好如子同生。只据左氏传发明自然正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无生而贵者，誓于天子，然后为世子，皆正当之论。案《林少颖曰记》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赐之重祭。郊社禘，尝是也。由是以推，则鲁之用禘，止行于周公之庙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于周公庙为之，闵公乃于庄公庙行之，其僭礼甚矣。林氏之说，即赵伯循之说。赵氏误取《礼记》断章，泽已辩之于礼经大典矣。今案此，尊文王为所自出而以周公配，则实舛谬不可解。缘鲁自有文王庙谓之周庙，其周公之庙谓之太庙。今于周公庙禘享文王，则当于周公庙迎文王主以就食于周公。以尊就卑，以父就子，恐无此理。故泽直截断以为不然。据《礼器》云：周旅酬六尸，是迎六庙之主，以就食于太祖，以卑就尊，于礼为顺，实无尊就卑之礼也。若曰于周庙禘文王，迎周公以配，则礼尚顺，但亦恐太僭。盖绝类王者，又况遍寻传记亦无文王庙禘祭事。学者于此，当阙疑，安得率意而言也？
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盖言惟王者，然后有禘。禘者，谓于始祖之庙。禘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不言群庙者，以下文诸侯大夫士推之，从可知也。盖诸侯则自亲庙而上及太祖，天子则自亲庙而上及始祖之所自出，其义甚明。非谓止于祖庙祭所自出，而群庙皆不与也。周公庙自合子孙以祭，则谓之禘。经书禘于太庙是也。若文王庙，则以四时举常祀理应特祭。若应禘之岁，或可迎周公主于周庙，以配享文王，如此则礼意不舛，然鲁禘乃是变礼，不皆与天子同。
先儒谓鲁禘非礼，成王不当赐，伯禽不当受。泽以为据《礼记》，夏商诸侯皆有禘祭，是时祭之名。周始废。诸侯禘祭而独鲁周公得行此礼者，是以殷诸侯之盛祭与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礼，则于周不为僭。此是成王斟酌礼意，所以殊异周公然。虽用殷礼，亦是五岁一修，非常岁之祀。其后周室既衰，始僭用于群公之庙。所以孔子称鲁之郊禘非礼者，为此也。郊之非礼，是平王时鲁请于周天子使史角赐以此礼曰，然则何以知鲁周公庙禘祭之为殷礼乎？曰：诸侯禘祭，本是殷礼，所以周公之牲是白牲。故鲁颂曰：白牡骍刚。白牡是殷牲，周公用之。骍刚是周牲，伯禽用之。因此又知鲁太庙祀周公伯禽，以下皆与此，即殷时诸侯禘祭之制。周人以其太盛，逼近天子，故代之以礿。礿则从薄，薄则不合祭，而于当祫之岁举祫祭焉？郑氏云：三岁一祫。若鲁，则当祫之岁，禘于周公，此为最异耳然。虽是殷禘礼，而三岁一修或云鲁三岁一祫，五岁一禘，但鲁公以下虽皆与祭而礼秩。视周公，则皆降其后。诸公始皆用僭礼。
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林少颖取《公羊》之说，谓以妾为妻。云致夫人者，时君之夫人也。以公无逆女，夫人至之文，则知妾媵而立为夫人，致之太庙，以当庙见之礼。此说恐非是据《春秋》，惟哀公以妾为夫人。僖公之时，犹秉周礼，不应全不畏公论而显然致妾于太庙。又齐桓时为霸主，桓公之命曰无以妾为妻，岂有切近与齐世婚？莫如鲁又是周公之后。乃公然废周礼。违霸主之命，而以妾媵为妻，恐实无此事。又古者诸侯娶而后有妾媵所谓一娶九女也。今以妾媵为妻，是僖公尝正娶矣。然则僖公果娶何国之女乎？据僖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又十有七年，经书夏灭项，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然则此夫人姜氏再书于经者，岂所谓妾媵耶？其不可信，必矣。诗人颂僖公曰：令妻寿母。若以妾媵为夫人，岂所谓令妻乎？又传尝讥哀公立妾为夫人，曰：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矣。如此，则哀公以前未尝有以妾为妻者，故知当据《左氏》事实以禘，而致哀姜著失礼为正。
林氏曰：三传谓虞虢为诸侯，愚以为非。夫当时诸侯无小大远近，皆与鲁有朝聘之交，丧葬之及。与盟会征伐虞虢若实，诸侯安得六十馀年未尝有事书于经乎？周封诸侯，唯宋以王者之后得封公。其他虽周公、太公之子，亦不过侯爵。虞公安得特封公乎？凡国名，必取之于其地。今云虞者，独取于其字，岂诸侯乎？然则虞公者，何人耶？曰：天子三公，如周公、祭公之类也。虢君亦然。虽于经无见，然《左传》谓之虢公，丑则又何以知其非诸侯乎？凡经书灭国必曰灭某国，夺邑则曰取某邑。虢实列国，则何不云灭国而曰灭下阳乎？故知下阳者，虢公之采地，非国也。不曰晋取者，天子之地，非诸侯所得取，故云灭。使若国然，故虞亦不云灭，而但云晋人执虞公。圣人意者，不忍周室之衰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见意，犹王败于郑，而经乃云陈人、蔡人从王伐郑，与茅戎战而败，经不书战而云败绩于茅戎之类也。前书虞师、晋师灭下阳者，罪虞为首恶也。此书晋人执虞公者，见晋执天子之三公，不道之甚矣。
林少颖有春秋说数十处，然大抵不纯。其书时日月下篇最善，其言曰或曰经之书月书日，岂都无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经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编年为书，故必书日月以次事之先后。若事无巨细概书月书日，则事紊而无条矣。势必先为之法何等事则时而已何等事则月之何等事则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轻重缓急也。故事之缓者，则书时，或月事之急者，则书日焉。所谓缓者，何人事则朝聘会遇侵地伐国逆女乞师灾异则螟水旱无冰星孛之类，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时或月焉。所谓急者，何祭祀盟战外诸侯内大夫卒灾异日食地震星陨火灾之类，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间有当日而不日者，史阙文也。且日食当日者也。庄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内大夫卒，亦当日者也。自隐至宣时，有不日者，盖世远而简编，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经书葬诸侯几百处，书日者数处而已。盖诸侯之葬虽有以我往而书，然亦须彼来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则书日焉。然则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鲁国犹有雨不克葬者二，况他国乎？或曰葬而来告，岂有据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晋侯獳卒。七月，公如晋。明年三月，始还自晋。晋侯书卒而不书葬者，以公在其国而不来告也。夫事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时月而又日之，旧史之文也。二百年后，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书日以谨恶，而史或阙之，则何以补之哉？孟子曰：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焉。则以知尊王律诸侯诛叛黜僭，此出于圣人修经之法也。若夫编年以著代书时日月，以别事之同异，皆循旧史而无所增损焉。林氏书时日月凡两篇，此篇最当理，故录以备。观览
晦庵先生所以不主张《春秋》学者，盖三传已有异同而诸家又无定说，所以答门人问，云：诸家《春秋解》某信，不及胡文定公《春秋解》，某亦信，不及知得圣人意思是如此否？又谓学《春秋》者多穿凿，尝谓学者曰：今如此穿凿说，亦不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之意，不如此耳。又曰《春秋》自难理会，又曰此生不敢问，又门人问春秋一经夫子亲笔，先生不可使此一经不明于天下。后世曰某实看不得问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难曰劈头一个王正月便说不去。又曰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案先生前后答门人之说，大略如此。所以先生终不肯解春秋者，亦由众说不齐之故。然亦须晓先生微意，盖说春秋者多泥褒贬。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贬，是欲矫诸家之失。孙明复说有贬无褒，先生则云：晋士丐帅师伐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分明是与他是欲正孙明复之失，又当时说者尚新奇，故独取苏子由吕居仁说得较平是不取过高之失。又如定三传，是非便见。三传之失不取诸家，便见诸家之失。此等处亦已分明，但当时胡文定公春秋方为时所尚，先生若解此经，须是看得处处完备，乃可如此则亦甚难。然先生于大意已得之，泽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说。又先生谓左氏见国史，事可据。泽亦只依据左氏事实，别无他巧。又泽今日理整此书，亦是伊川、晦庵欲为而不及者，所以自谓是补续先儒未了之工也。
《春秋》所以难说者，盖是去古既远，多失事情。然《公谷》去古甚迩而讹错已不一，况其他乎？如鲁隐、桓齐、子纠、小白虽历世大儒，亦莫能通其说。据何休以桓母是右媵，隐母是左媵。据泽说桓母是失礼再娶，而非媵。子纠之死，则据《论语》子路问管仲之事。夫子不答所问，而专论管仲之功。子贡有疑于夫子之言，故又问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可谓善问矣，而夫子亦殊不答所问，乃更推大管仲之功。至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之言，学者疑之而皆不得其说。集注引程子之说以释疑，以泽所见，此不过用后世大夫士庶人之礼以定尊卑以断《春秋》。诸侯恐未能释疑，而更增疑耳！不知古者诸侯立子自有定论，乃是论其母之贵贱。初不以年唯立适，而后论年耳。故《公羊传》曰：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适以长不以贤。其义甚明。必如此而后可以杜争端、定民志，是故庶子虽甚长且贤，可以为君，而适子甚幼未堪国事，然圣人礼制乃在幼适，而庶长不论也。
春秋关涉大义最紧切者，有二事。桓公子纠齐陈恒是也。古人立子皆须论其母之贵贱，诸侯一娶九女皆有一定之班序。据《左传》，齐桓，卫姬之子。杜氏曰：卫姬，齐僖公妾。又曰：子纠，桓公庶兄。《史记》亦同。子纠母，鲁女。既是鲁女，则位次不卑，当在卫姬之上。伊川既不信《左传》，而专以年长断其当立。又不复论其母之贵贱，然则适夫人无子而媵妾皆有子，傥贱妾有子而年又长，则当立贱妾之子乎？足以见当时礼制之必不然矣。夫媵妾既多，贵贱无等，宠子争立，而无礼以为之裁制，将如之何？故九女班序之制决不可易。圣人所以辩上下而定民志，古人用之，安可废也？娣媵之见于经者，如尧之二女，其一即娣纪。叔姬是从姊而嫁，亦娣也。伯姬归于宋，经书三国来媵，则媵之名见于经者，如此诗曰：诸娣从之，祁祁如云。则娣之见于经者，又如此。何休注《公羊》之说，盖虽众多，然于其中，须有上下贵贱少长，如无适子而立妾子，则各随其母之贵贱，而不专以年。若如伊川以桓公是兄，则以桓公为当立，而不知非诸侯立子之制也。夫宫阃之制，若非班序贵贱之分素定，则亦常为乱阶。故何休立子之制，说《春秋》者决不可废也。伊川固不屑于此。若泽则不过依三传可据之文，探诸家礼意之合于人情者，而又别寻向上工夫，则如桓公子纠之事亦已明白，初不在于翻倒传注而别为之说也。桓公子纠事在春秋经传甚可解，在《论语》则甚难。既未有人晓得，只当阙疑为是。所谓向上工夫者，今且略说。盖古人立子论适不论年长，纵不是适亦须论其母贵贱，如晋人欲立长君，选择群公子亦先论其母。今既不知子纠之母贵贱，已是难断，所以只当阙疑。但据《谷梁先序》，公子纠次说公子小白。《公羊》谓桓公为篡，子纠贵宜为君，此是当时事情。又荀子谓桓公杀兄争国，则子纠是于次应立。推寻到此，只见得桓公是篡，所以向上更有工夫。推到极处，则圣人之意自见。而《论语》方可说又子路子贡亦只晓得桓公是篡。盖当时公论不直桓公，所以疑而问。《公羊》以桓公为篡，今试立例以推之，谓如齐襄公是适长嗣位，子纠是齐僖右媵之子，桓母却非两媵之数，乃是众妾之子，则桓公是篡。若襄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与子纠同母，桓母却是众妾，则桓公亦是篡。若子纠母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纠于次亦应立。若子纠母是夫人娣侄，桓母却是两媵娣侄，则子纠亦应立。此又是一节。工夫上面更有工夫，在泽推《春秋》如推校日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尽处，自然见圣人之心，然亦有穷极，推不得处却须要悟，如桓公子纠事非悟则不化，不化则终碍理。
子纠之事，今更推未尽之说，谓如公子遂生称公子，遂死称仲。遂古人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则公子纠生则以鲁君，故单称纠。死称子纠者，是闵之而称子也。闵之而称子，亦所以见桓公不当杀纠，是忍于贼害其同气。又设令子纠是弟，则以诸侯之制言之兄杀弟，而弟乃是应立之子，则自应坐篡夺之罪。今止以死书字例言之，则纠之死是圣人所闵。杀纠者自应有罪，盖因争国而杀，纵不是篡亦是夺。或问何以分篡夺？曰：贵贱相去远而贱者乃立，则是篡。二传谓桓公篡，是也。贵贱相去不远或两皆可立而彊有力者得之，则是夺。伊川谓桓公以兄杀弟，亦其类也。所谓两皆可立者，谓子纠若是侄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娣之子而年长，则二人必争立，势无两全。王道脩明之时，自应听命于天子。今天子既不能治诸侯，则彊者必立，弱者必死。虽王制不行而公义裁之，岂得无所曲直？设令是子纠立而杀桓公，其罪亦然，故用伊川之说推之，桓公终不免罪，在王法所当黜。若以二传推之，则子纠长而贵桓是篡，无他说也。明者于此，详而察之，又有所悟焉，则圣人书法始明，而《论语》召忽管仲之疑，释然矣。
晦庵论里克一事云：后来杀奚齐卓子亦自快国人之意且为申生伸冤。又读胡文定公《春秋》，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引《谷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不正其杀申生而立之也。又曰《春秋》书此以明献公之罪。又读晋里克弑其君卓曰国人不君奚齐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泽谓里克实是己弑二君不烦多说，献公用荀息为卓子。傅今里克杀荀息，只以大夫专杀，已是应诛。若更杀君之二子，则一身不足以偿三罪，又何用设为枝蔓之说以求奇乎？先儒是要推本献公杀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傅太子之人，其意欲为重耳夷吾之地。故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变，则情迁。在献公时，则为宠待淫嬖杀逐诸子绝灭纲常。在奚齐卓子之时，则是继世之君为臣子所弑，岂容执泥前事乎？泽于二礼，甚费考索。《周易》颇复象学，然犹不敢自以为能，亦不敢多议。先儒唯春秋一经。先儒乱说，遂使圣人本旨几二千年而不明，故不得不以斯文为己任也。公四不视朔，杜氏谓十二公不视朔，唯此书者以见公疾久，且明非诈。盖当时齐欲与公会，而公有疾。齐侯曰请俟公间。杜氏所云得其事情矣。四不视朔，则不视朔者，四月耳。明疾愈，则复常。非遂废礼也。而《论语集注》乃云鲁自文公始不视朔，亦似失之太快。尝见吕氏说楚子麇卒，以为楚灵王未尝弑君，故经不书弑。此殊不解事。若如此，则是左氏妄加人以弑逆之罪，便当删去。传文若干又此一事，不可信，则其馀皆可弃掷矣。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此事以为贬。楚不当纳乱，人亦未尝不可。但恐圣人所重在存国，唯不灭陈，故二子得纳，此是圣人忠厚爱人存亡继绝乐与人为善者。若以为贬，虽未必不通，然却狭了圣经也。盖楚伐陈本以讨徵舒纳公孙宁仪行父为说今杀徵舒而却县陈，则二子无所归。是楚食言矣。唯不灭陈，故二子得所归，故详书之。所以予楚此是圣人用意深处，当精思之，不可只于皮肤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