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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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一百九十三卷

春秋部总论十一

明赵汸春秋师说论春秋述作本旨
前汉《艺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泽，谓此篇叙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观国史之说，大概得之，又谓丘明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此说尤当，杜氏云：凡策书皆有君命。谓如诸国之事应书于策，须先禀命于君，然后书，如此则应登，策书事体甚重，又书则皆在太庙，如孟献子书劳于庙亦其例也。据策书事体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策文与其简牍本末，考见得失而加之笔削？盖当时史法错乱，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欲乘此机托之以正书法，使后之作史者有所依据，如此则若无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国史示人？据夫子正乐须与太师师襄之属讨论详悉，然后可为，不然则所正之乐如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时君时相谓之全不闻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其馀可知也。盖当时鲁君虽不能用孔子，至于托圣人以正礼乐正书法，则决然有之如此，则春秋一经出于史官，先禀命于君而后赞成其事。
夫子见周衰纪纲废坏，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兴其势盛彊，虽桓文有辅翼尊周之功，然为义不尽寡弱王室，计其一时之盛，虽若可观，然大抵苟且一时，诚不足以善其后，是故齐之伯也，释晋里克及鲁庆父弑君之罪，而不诛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晋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温，而使诸侯朝之名分之坏，孰有甚于此者？襄公以后虽数世为诸侯，长然观其施设大抵皆缓篡弑之罪，纵人臣之恶，开祸乱之门，逮其末世，衅起萧墙坚冰已至，于是韩赵魏知氏力敌而分晋之兆乃成，田氏得志于齐而篡弑之恶已著，鲁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权陪臣执命，推原其弊之始，虽欲不罪，齐桓晋文得乎？观齐晋之宽，纵不讨弑君之罪，后之子孙亦因此而亡，则报应之理曷，尝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呜呼！齐晋之事既已莫救而来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无君，礼义消亡，风俗颓弊日趋日下，莫知所止，圣人忧焉，远则激于陈恒，近则伤于麟获，虽有变鲁至道兴东周之志，而未尝有一日之权，是以不获已，而观乎国史以作春秋书既成，而乱臣贼子惧焉，则其效验著于当时，而功用行乎百世，礼以济其怒，仁以行其权，用大智而天下后世莫能知其心，即尧舜之心，其事近乎？汤武之事不动声色，而使读者莫不敬惧，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纲常于一朝，叙彝伦于万世，方诸汤武顾不盛欤。
周自平王东迁微弱不振，至孔子时微弱已甚，孔子虽圣人，然在当时不过鲁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悯周之衰而拯救之，故托鲁史以明大义于天下，遵周之法而治周之诸侯尔，吾观圣人拳拳于周室，常有兴东周之心。学者当虚心以求，而后春秋之正说可得而伸也，史纪事从实而是非自见，虽隐讳而是非亦终在，夫子春秋多因旧史，则是非亦与史同，但有隐微及改旧史处始是圣人用意，然亦有止，用旧文而亦自有意义者，大抵圣人未尝不褒贬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详若后世诸儒之论也，孟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窃取者，谓无其位而不敢当，故谦辞也。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鲁灭，史官所书者，鲁春秋也。王者赏功罚罪，虽或不当然犹是号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坏，夏商皆然，惟东周自平王微弱不复能制驭诸侯，而至上下之分陵替礼义几于澌尽，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复论者，以其时天子能统诸侯故也，始于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纲常也。
春秋皆是处变常者易处，而变者难处，故春秋非圣人不能作。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门高弟惟颜曾学力已到庶几可与权者，此外如有子亦颇知通变，游夏虽高弟却恐未及春秋兼正变，然大抵变多于正，多是从权，故非圣人不能作，非孟子诸大贤不能透彻，公谷费尽心思无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贯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万事，洪纤高下各有攸当，而学春秋者竟未知其为一贯也。春秋如正例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之说，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远近时说者，则以为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则夫子作春秋止是随事记录，止如今人之写日记簿相似，有何意义，惟其有正例变例，方可推求圣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时某月某日，某国某人灭某国，此分明是恶其以无罪灭人之国，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此人虽有罪，然是公族，观圣人之意是以恩录不以罪杀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变例，如此看方稍得圣人之心，若说圣人止备录，使人自见，则但是史官皆可为，何以见得春秋非圣人不能作？又尝见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际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则一堂吏亦可为宰相。此说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则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则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无例亦犹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又伤己之不遇，无以自见于世，乃据鲁史而作春秋，以治乱臣贼子奸名犯分之罪，其夏适有陈恒弑简公之事，夫子若释而不问，何以诛奸凶于既往，遏乱贼于方来乎？所以虽已致仕，不敢惮烦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于三子，请正讨贼之义，鲁之君臣虽不从，然乱臣贼子始知所惧，而后讨贼之义例始定，然事虽不行而为恶者已知所惧，惴惴焉，亦惟恐人之议己是，夫子一告之顷已足以匡天下之乱矣。此沐浴告君所以为二百四十二年讨贼之义例也。
陈恒之事，鲁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鲁众加齐半之说，盖圣人德义虽孚于人，然亦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岂得全然不论兵力，故当斟酌事情与彊弱之势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则是此书成得年岁间而孔子没也，当时门弟子见者必少，盖此书亦难以泛然视人想夫子没后，弟子方见之。

论鲁史策书遗法

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也，惟其隐而不彰，所以三传各自为说，若左氏所说，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此杜氏说大抵春秋时史法颇难为，史官者亦只当直书，中间违礼得礼皆有之，亦是时使之，然记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书法，见夫子简严便谓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观后世作史者，只当用史法不可模拟圣人也，胸中权度不如圣人，则予夺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于典礼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后者，所以拨乱也。
春秋书法自书契以来所无旧史，固是周公之遗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纲而后怪證百出，弑父与君无所不有而纪纲法度俱已荡，然分限既踰无一合于古者，而史法始难乎？纪载矣若非圣人删修之，则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乱，秽杂而无所折衷矣，天下后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书法与刑官论刑大体固不异，如赵盾之事以法言之，则穿为元恶，盾若不知情当只坐中途闻难而复不讨贼为罪，然此罪亦已应诛，盖元恶若与盾，非族党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当与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党，盾若诛，穿尚难以自明，况庇而不诛，则盾与穿同恶同罪矣，以位言之，则盾为执政之卿，以族属言之，则盾为从父，是固不可得而末减者，若以董狐书法言之，则为国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不论知情与否，皆同弑君，书穿则盾之罪不明，书盾则与穿同论史法，与论刑其实亦不大相远也。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国，灭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外，其馀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乱之本，郑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赗，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亦自显然易见，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书法于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会齐侯，夫人姜氏享齐侯夫人，姜氏如齐，如莒，其子孙见此，岂有不怒然？却又如此书此便是难说，泽尝谓此处是看春秋紧关，若透得此关，则春秋甚易，说不透此关，则纵饶说得好，亦多是彊说而已。
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若专据经文而不考史，则如灭项之类如何见得史者事也，经者理也，先儒于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总其要归其于史官记载之体，圣人笔削之法，盖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于经，则失之于史，得之于史，则失之于经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鲁灭史官所书者，鲁春秋也。

论三传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高第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谷梁赤在史官者，则得事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第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之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实尚存，则春秋益不可晓矣，故舍事实而求经，自公羊谷梁以后又不知其几？公羊谷梁也，然则春秋之道，何时而可明耶？
左丘明或谓姓左丘名明，非传春秋者，传春秋者盖姓左而失其名泽，谓去古既远，此以为是彼以为非，又焉有定论，今以理推之，则夫子修春秋，盖是遍阅国史策书，简牍皆得见之，始可笔削，虽圣人平日于诸国事已素熟于胸，中然观圣人入太庙，每事问盖不厌其详审，况笔削春秋将以垂万代，故知夫子于此尤当详审也，又策书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则他人无由得见，如今国史自非尝为史官者，则亦莫能见而知其详，又夫子未归鲁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归鲁以后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于此，其作此经，盖不过时岁间耳，自非备见国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窃谓夫子圣德已孚于人，鲁之春秋虽史官亦知其舛谬，非圣人莫能刊正，是以适投其机而夫子得以笔削也，观夫子与鲁乐官论乐，则知乐之所以正，亦乐官有以推赞之，又或出于时，君之意亦未可知也，然策书是事之纲，不厌其略特，其节目之详，必须熟于史者，然后知是以此书，若以示学者，则虽高第亦猝未能晓，若在史官则虽亦未能尽得圣人旨意，然比之于不谙悉本末者，大有径庭矣。故窃独妄意从杜元凯之说，以为左氏是当时史官，笃信圣人者，虽识见常不及，然圣贤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门者，古人是竹书简帙重大，其成此传是阅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详，非及孔氏之门，则信圣人不能如此之笃。
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有馀习，而公羊谷梁则正是战国时文字耳，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汉初亦所不尚，至刘歆始好之其列于学官，最后大抵其文字近礼记而最繁富耳。
后汉书成于范晔之手，便有晋宋间简洁意思，尧舜三代之史成于司马迁，便有秦汉间粗豪意思，若以为左氏是战国时人，则文字全无战国意思，如战国书战伐之类，皆大与左传不同，如所谓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击等字，皆左传所无如将军字，亦只后来方一见，盖此时将军之称方著耳。
腊字考字，书别无他意，只是腊祭耳，从巤者，盖取狩猎为义，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为有天下之称也，后儒不深思则谓秦始称腊，学者便据此以疑左传，此何可信哉？韦昭谓古车字音尺奢，无居音，其误皆类此，戴宏序春秋传授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据此则公羊氏五世传春秋，若然则左氏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理或当然。
谷梁如蔡人杀陈佗，曰：何以知其是陈君也，两下相杀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类皆是用测度之辞，盖是当来得之传闻不曾亲见国史，是国史难得见之一验，又公羊是齐人，齐亦有国史而事亦讹谬，盖国史非人人可见，公谷皆是有传授，然自传授之师已皆不得见国史矣，故知左氏作传必是史官，非史官则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传文，当是其子孙所续。
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齐姜，齐姜与穆姜则不知其为宣夫人欤成夫人欤，他如此类甚多，此乃不见国史之明验，故二传事多不可据。
近世学者以左氏载楚事颇详，则以左氏为楚人，此执一偏之说，而未尝虚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须识大纲领，周虽微弱终为天下宗主，故当时作史必须先识周事，其次莫如晋楚国大而各有所属，若得晋楚之事则诸国之事自然易举矣，然晋楚之事详于周者，盖周室微弱，号令不及于诸侯而事权皆出于晋。其次则楚故，晋楚之事多于周也，他国如齐、如郑、如宋、如卫事亦最详，齐是鲁邻，郑亦同姓，事关齐晋楚诸大国，宋是先代之后，卫是兄弟之国，交际之分深，故事亦最详也。如秦、如吴事颇略，后来吴事稍详者，渐以彊大侵陵中国，而鲁常与之会盟故也，当来丘明作传以明孔子之经，若不博采诸国之史，则此传何由可成？今却以为载楚事详，遂谓之楚人，其亦未尝深求其故，祇见其可笑耳，今止以晋楚之事言之，则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及赵武屈建公子、围为宋之盟均载晋楚之事，辞意之间多与晋而抑楚，而晋自文公以后，世为盟主，其与诸国盟会事最为多，而谓楚事最详，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说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辨也。
说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间岂无真实，苟能略浮誇而取真实，则其有益于经者，亦自不少也。学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讥左氏而泽于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传中后人见其有乖忤处，多不信其传，岂可因其短而弃所长哉？若欲舍传以求经，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经。
鲁隐公不书即位，谷梁谓之让桓不正，左氏以为摄而不明，断其是非然既谓之摄，是有先君之命非诸大夫扳而立之也，应立而让，则谓之让，不应立故谓之摄。桓母素贵称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虽是失礼，然须是有王命，然后可以成其为夫人，所以经书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将娶之时，已请命于王，王之此举虽亦失礼，然乃是为桓公之地，以见桓母素贵，则桓公当立耳，又据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如此则惠公已立桓公为太子，隐公之立不过承父命，摄以奉桓，安得谓之让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鲁欲聘为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盖已数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两适，又难同侄娣，又非是待年于父母，家当时宋人盖要鲁以为夫人，鲁之娶仲子盖已先告于天子，若不获命则宋人必不与，天子既许鲁乃以夫人礼聘之，则仲子必素贵，与隐母不同，此虽失礼然却是事之情实，何休以为隐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过测度之辞，此亦非是隐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礼，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几而惠公没，隐公之摄实出于先君之命，使之摄而俟，桓长传称惠公之薨有宋师太子，少是惠公之时，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则隐公之摄乃父命明矣，然则隐虽欲不让，乌得而不让乎？又宋鲁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来伐丧，此何故也？岂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隐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国人归向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隐果不贤亦未敢遽夺之也，而况隐之志本能让乎，谷梁以为让桓不正，此不知当时事情，若在当时必导隐公为乱，非杀桓公母子不可得国，而隐亦终必不免，此谷梁春秋开卷第一义最谬者也，若从左氏公羊则合事情而隐之贤终可取。
谷梁谓隐公不当让，此不达礼之变，而亦不知当时事情，儒者生于后世而追断古事往往不合者，不达事情，故也使谷梁生于斯时，则亲见当时国人之情，知惠之贵桓，见桓母之存而国人贵之，隐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隐公让桓之举实为能遵先君之命，则自不敢如此说矣，若使谷梁生此时见此事，而左右隐公使之自立，则是导人为不义，此说一萌，不论事之济否而隐公让桓之美意坏尽矣，故儒者若欲追论古人，必若身亲见之亲当之，则自然合事情而无过论也，圣人所以异于人者，盖虽一切以礼义为断，然未尝迂远而拂事情，公羊传曰：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礼经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为讥，世卿说春秋者，往往从其说，而深辟左氏之妄泽，以为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凡史书之法告，则书假令果是尹氏，则所以得书于鲁史者，以其来告故也，岂有讥刺之意哉？夫世卿固当时之弊，然其来已久，推而上之，则尧舜夏商亦皆然，但侧微者，亦达隐德者，必彰不纯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极于周末，人情亦皆厌之，故有讥世卿之说，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则书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讥刺之意，岂不深险之甚哉？
古策书之体甚严，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须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却为何官？与鲁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载于鲁之史策，既已不知来历，又何以知其为讥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尝与先君惠公有盟会，故本以名赴而变文书氏以讥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书之薨卒，惟夫人书氏即无男子，书氏之例妇，人所以书氏者，所以别同姓。若鲁昭公吴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国，故妇人以氏为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与鲁有故而来赴，只应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称名。则决无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称氏以讥世卿，则是夫子始变动赴告策书之制，〈阙四十字〉公羊谷梁不见国史，故所载之事与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辞耳，公谷之讹本非容心，盖不见事实而得之传闻？亦无足深咎，但后之学者既见左传事实，则当依据而诸家说者，乃更采二传之事以释经，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夫所谓尹氏者，谓天子之大夫书此者，所以讥世卿也，而不知当时国史本无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后之通弊，亦非朦胧书一尹氏所能救，圣人褒贬之法，岂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谓夫人子氏卒者，谷梁以为是隐公之妻，不知左氏据国史子氏实非隐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隐之妻者，隐公当国凡事谦让不肯自谓为君，故史不书即位，改葬惠公，公亦弗临卫侯，来会葬亦不相见，盖皆承父之志为桓公之地，既已如此无缘却以夫人礼丧其妻，又况惠公断无为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后娶仲子，以其是国君故也，隐特庶子耳，何得与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说春秋者，当据左氏事实不当更惑他说，所以知尹氏当作君氏者，盖此是省文法犹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尔，既不纯用夫人礼，本难以书而又以君故不可不书，是以变其文而书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当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犹在，仲子素贵，当时臣下皆以君位当属之桓公，故隐公摄以待桓公之年长而授焉。此三传所通知则仲子之卒，理应书之史策，无没而不书之理，若据公羊以为是隐母，谷梁以为是隐妻，则仲子之卒不见于经，是隐傲然自以为君而黜桓，不得为让国矣，若据左氏则惠公末年失礼再娶而生桓公，未几而公薨，盖遗命使隐公摄而俟，桓之长隐摄之，明年桓母卒，隐将成桓之为君，故于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礼，及免丧，则考仲子之宫而初献六羽焉，此最为可信可据，盖由公谷不见国史未足深怪，后之学者既通考三传，则当有所决择去其害义者，岂可故从不根之说，以渎圣经乎？
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若据经文有何意义？及考左氏然后知经文乃是罪齐，凡左氏有益于经，皆此类。
春秋难通者不一，只如单伯送王姬，经文与二传亦不同一，以为送王姬一以为逆王姬，又据左传则单伯是天子大夫，据二传则单伯是鲁大夫，鲁使之逆王姬也，此一事经传皆异，但左氏见国史，则鲁实无单伯，实是周大夫耳，然书单伯送王姬在前书筑王姬之馆于后，却又似是单伯逆王姬，为是逆而后筑馆焉，于事亦似顺，此春秋所以难说及思之积一二十年，然后知左氏经传为是，此处颇有曲折，留以为诸生学问辩难之地。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杜氏曰：不称姜阙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称姜省文从可知耳？又传曰：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为已甚矣。此语亦失之哀姜，以淫乱致庆父之祸，两君遭弑，国几于亡，鲁不能容出孙于邾，安可听其稔恶不讨乎？般及闵公皆其子，子无讨母之理，然则权其宜当属之齐故，齐人杀哀姜不为过，凡左氏之失类此，然其事却可据，不可因噎而废食，斯善读左传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公羊传曰：讥以妾为妻谷。梁传曰：立妾之辞。三传所说不同，当以左传为是，二传揣度不足据也，案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弑闵公，故哀姜孙于邾，齐人杀之而以其尸归，故僖公立而请其尸于齐，以葬，此皆事之情实见于经传者，具有血脉，但夫人虽得以礼葬，然于礼典不应入庙与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与享于庙，因致之于庄宫。左氏讥其非礼者，为其不当致而致，违周公之礼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寝者，不在寝非奸，则乱，故绝之使不得配先君与祭享，此圣人所以正家谨礼，垂训于后，而僖公以区区之仁违礼犯义厚则厚矣，其如先君之礼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从他说。
左传赵盾事首尾皆实，惟越竟乃免，语意不备，故学者多疑之，若曰：越竟〈阙二字〉乃免。则语意备矣，又赵盾之罪与栾书中行偃不同，书偃亲为弑逆，然经却又只书晋弑其君，又不曾书讨弑君贼，当〈阙二字〉莫是书偃为政而别不曾讨贼，则弑主非书偃，而何此等处？虽欲不信左传亦不可也，若欧公只据经文，则书偃得免于弑君之罪，如此却出脱了多少恶逆之人泽，于此等处用功数十年甫乃得之，须俟一部春秋笔削本旨成，而后其说乃定，今固未可尽发其机也。左氏罪在宁氏之说，泽数年前犹深辟之，以为甚赘及后豁然，既有所悟然后知其谬误，乃在泽不在左氏，然则读书而不深思乃率意讥议古人，大不可也。公羊传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公羊此处有断制，亦看得稍活不窒滞，凡春秋最难明者，是篡弑谷梁陈，杀其大夫泄冶称国以杀，杀无罪也，泽谓谷梁此例则不知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杀其大夫公子侧，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晋杀其大夫里克，晋杀其大夫胥童，齐杀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别，此春秋所以难说。
春秋所以难明者，盖春秋是事易涉讹谬，今同居一城府，城东之事城西忽尔妄传，况于春秋列国事最繁，传闻者有远近详略真伪，或杂以好恶，即乖其实如齐东野人之流，盖不一而足也，公羊谷梁所据之事多出于流传，非见国史，故二传所载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间却有老师宿儒相传之格言，赖此二传以传于世辩之亦易也，较之左传记事有本末，真可以发明圣经，则相去天渊矣。
春秋当详考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而三传去圣未久已多异同，如鲁隐公不书即位，左氏公羊以为是摄谷梁，以为让桓不正三者，所见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为隐公之母，二传以为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为惠公妾母，一以为桓母仲子，一以为是隐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辩，汨乱人伦说。春秋之最谬未有甚于人伦不辩者，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一以为立妾母为夫人见庙，一以为哀姜有罪既没不得入庙，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与享，一以为僖公立妾为妻因禘而庙见，盖此一事或以为生，或以为死，或以为妾母，或以为妾妻，或以为适母哀姜，其间非无正说但为曲说所蔽耳。
据凡例考国史说，三叛人名之类，此左氏有益于经，举大义，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类，此公羊有益于经，桓无王定无正之类，此谷梁有益于经。
公羊名义亦多，如七缺之类不可废，所谓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泽旧未见，此说却颇与之合。
晦庵言：春秋制度大纲，左氏较可据，公谷较难凭。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又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
朱子说三传以为左氏见国史，但义理未明，公谷大义正，却未见国史，此言最要切，又苏子由教人读左传，只是据其事实而以义理拆衷，此亦最为简当，学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论古注得失

杜元凯作春秋经传集解之外，自有释例一部，凡地名之类，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经师，递相传授所以可信，而学者开口只说：贵王贱霸，内夏外夷，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远近风俗，古今之类皆置不问，如此则焉往而不疏谬乎，近尝见一家解叔孙豹救晋次于雍榆，谓是讥其迁，延次宿不急于救，若泽解此事，便须先考究雍榆地属何国，去晋鲁远近几何，凡师出裹粮所经过之国，势须假道告以救晋之故，又当考究当时救晋者有几国，今经皆不书诸侯救晋而独鲁遣豹次于雍榆，岂得以迁延不救为罪？且夫救晋者获贬，则安居坐视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经旨决矣。推变例以正褒贬，信二传而去异端，此杜元凯所得可以为法人却去了义字，只说元凯以例说，经亦可叹也。
杜元凯说春秋虽曲，从左氏多有背违经旨处，然穿凿处却少，如说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如说东宫二字，杜氏却云太子谦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他人于此等处，必不取然泽却取之者，以其说简质正大，有所包含非穿凿之比。杜元凯信左氏泽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亦只是毫釐之差，中间却有大相远处，年四十时周正之说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类相从，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备数义，杜氏盖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滞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此是予忽也，予忽正也，世子则明当为君，明当为君则突之彊暴篡夺可见矣，杜氏以为贬忽非也。
鲁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为是齐桓公兄弟同出于齐僖，据传则僖公即位之初，距齐僖之后四十年矣，元凯何不思之甚欤？若以为是齐襄公女，则于适母哀姜为妹，父子同娶于齐襄，亦恐无此理，若以为是齐桓女，则于事体无嫌，何故？经传皆不载其事，又况齐女素贵，鲁若无庆父之难，则僖公不过庶公子耳，彼岂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说者，遂谓立妾为妻，其诬罔甚矣，夫姜者齐姓，僖公既未尝娶于齐，何故有姜姓娣侄立以为妻乎？又礼记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则昭以前皆须请命于周，无立妾之事又传称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如此则谓僖立妾致庙以当庙见者，岂非诬罔之甚哉？曰：然则此夫人姜氏。两书于经为谁女也，曰：去古既远，虽无明文可凭，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纠之女耳。子纠死而其妻孥在鲁，僖公为庶公子，年长故得聘其女焉，事既在前经传，无由得见，然则姜氏自与齐桓为雠，但僖公却又与齐桓共修霸业，以翼戴天子，所以同会齐侯于阳谷，又会齐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无劳为其有雠怨，故须久而后见，此固无明文但以胡文定推论，哀姜事例之则有可信之理耳，盖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若不得其事之实而遽欲评论是非，则如杜氏之详密，亦不免于误也。
鲁十二公惟庄公成公是适，然独庄公经传皆见成公，则经传皆无明文，但据杜氏以穆姜为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则成公当是适然，经既不书成公之生，则杜氏之说亦未可据也。又陆氏作音义十二公，惟成公不书母氏，盖经传无所据故也，然又有说春秋诸侯会盟征伐多故设令，是适长而始生之时，君或在外亦不得行举子之礼，此又以事情知之。说春秋如杜预范宁尽精详，盖犹是推究书法有所凭依，特识见尚有未到，所谓差之毫釐谬以千里，近世说春秋谓孔子用夏正考之，三传未尝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异论？如黜周王鲁之类甚多，若果用夏正则何氏自应张大其事，今其释公羊传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获麟解云：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详其说亦只谓孔子书狩于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于夏时为冬，故书狩，夫以春而书狩，此何氏所以谓之去周正而行夏时。盖缘此年不书王正月而止书春，故何氏有此论，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独此年有此论，亦所谓立异论之一者，又案何氏云：绝笔于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作道备当授汉也，又春者，岁之始能常法其始，则无不终，竟又曰：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衍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观何氏此说，怪诞穿凿则无怪，其于春秋之终，而谓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谓此一年耳，而近世说春秋者，遂谓周不改时，又谓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圣人尊王之旨，岂非何氏作俑之过哉？
齐人取子纠杀之，谷梁以为千乘之国而不能存子纠，范宁序谓谷梁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会，齐师伐卫，故贬而名之。四年公及齐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亲纳雠，子反恶其晚，恩义相违，莫此之甚。郑君释之曰：于雠不复，则怨不释，而鲁释怨，屡会仇雠，一贬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责鲁臣子，其馀则同，不复讥也。至于伐齐纳纠，讥当纳而不纳耳，此自正义不相反也，宁谓雠者，无时而可与，通纵纳之，迟晚又不能全保，雠子何足以恶内乎，然则乾时之战不讳败，齐人取子纠杀之，皆不迂其文正，书其事内之大恶，不待贬绝居然显矣。二十四年公如齐亲迎亦其类也，恶内之言传或失之，泽谓郑君之说虽或未备，然大抵却是委曲，推究与近世说春秋者，不同范氏雠无时而可与通之说，虽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实而失之执滞也，若果不可通则此后桓公霸诸侯四十馀年，率诸侯以尊王鲁亦常在其中，却如何说夫鸟兽行杀桓公者，齐襄也，齐襄之罪，王法所当诛，王室既不能诛，鲁力又不足复雠，而襄公已为国人所弑，则鲁又如何欲迁怒馀人乎？子纠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圣人盖恕鲁力之不能复雠而深责其不当，与仇通故已，屡书而致其意矣，及雠人贯盈而自罹于祸，国内无主，鲁若于此时奉纠而立之诛，其凶乱则亦庶几可以雪耻，此实无害于义，惟庄公之意亦岂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机故非但无益而更取败耳，若如此看则春秋始可通而无执滞矣。

论学春秋之要

晦庵言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意。
或问于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曰：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三传唯左氏近之。盖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据泽一得之愚则须全信，左氏事实而阙其浮誇与义理错误处，而后春秋可说，此乃简要切实之言，若且信且疑，则无益矣。然杜元凯深信此书而亦未见有以踰人者，此则理学未精之，故今生于河洛考亭诸大儒之后，理学明矣。若以此而学春秋，更用丘明元凯之功，则经旨自应卓异，然伊川晦庵于此一经乃未尝有成说者，此则不曾用得丘明元凯工夫之故，盖用得元凯工夫只可到得元凯，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经旨尚隔数程，到此却只须虚心静定涵养，然后圣人之心乃可得见，及其得也，则凡一切要妙之义，不论大纲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讨论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过据左氏见在之文，未尝有所移易变更，而义理自然的当精妙，今学者舍鄙言不肯从事而徒过用其心，非泽之所敢知也。
学春秋只当以三传为主，而于三传之中又当据左氏事实以求圣人旨意之所归，盖于其中自有脉络可寻，但人自不肯细心推求尔。
春秋书法须考究前后异同详略，以见圣人笔削之旨，事同而书法异，书法同而事异正，是圣人特笔处，大抵先于夫子未修春秋前观之，然后沿流而下纲，举目随无不吻合，若只从隐公以后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春秋本是记载之书，记事而提其纲要以著得失明大义也。学者只当考据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然自三传已有不同，难以归一，至于近代各信所见视三传甚轻，故晦庵先生不信诸家传注而亦自谓春秋难说，决意不解此一经，泽一得之，愚以为众说杂乱难信，诚如晦庵之言，然若遂以为决不可通则亦太过矣。盖短中取长，未尝不可，今若于左丘明杜预上更加向上工夫，则考事既详义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之理？泽既积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圣人书法，尝谓物极则变，变则自然须复其常应诸经要妙不传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则无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则泽适乘其机而悉得其说矣，盖用工既深笃信圣人天理亦有时而复故也。
说春秋当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说春秋者，未之闻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两卿如齐，虽桓公霸诸侯之时，鲁亦未尝如此，原其事情虽为贺惠公立，谢齐会葬，然亦是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齐至明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为齐，而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公，即位皆遂之为也，一岁之间书卿聘齐者，六此果何为哉？如此推寻则知是公子遂杀适立庶，急欲求齐以定公位，故冒丧娶齐女弃济西田，此所谓事情，此所谓以经證传，亦复以传證经也，此为说春秋要法。
左氏虽见国史，识本末，然所好恶与圣人异者常多。公羊谷梁大义虽有可观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据以求经旨者。然三传去古未远，三家之注义例虽不同，然犹胜于近代，去圣久远遂乃肆意创为新奇一切，汎滥不根之说者，故泽于此每用先儒取苏子，由春秋说之意只据左氏事实，而参以公谷大义，其众说不齐者，每虚心以求至当之归，其不可彊通者则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则亦多在左传中，而二传亦时有所益，是以不敢轻毁传注，尝有言曰：读书之法务要虚心，勿先以一说横于胸中，遇有疑处亦且存留，不可遽执所见。如公羊谷梁最难看，盖事讹错而义理时有可观，善者从之而可疑者阙之，久之事既顺序而义理亦明，然后是非可定，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郑康成杜元凯，元凯于义理虽随左氏而错，然推校经传亦最精详，但得崇信左氏事实于经甚有功，学春秋者若不出于此而徒过用其心，非泽之所敢知也。
说春秋当据左氏事实，而兼采公谷大义，此最为简要。
杜元凯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此于春秋最为有功，泽之用工大略亦仿此，但左氏有错误处必须力加辩明，庶不悖违经旨，此所谓爱而知其恶，而杜氏乃一切曲从此其蔽也。
学春秋以考据左传国史事实为主，然后可求书法，能考据事实而不得书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据事实而能得书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见春秋是纪事之书，学者须以考事为先，考事不精而欲说春秋，则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经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经旨者也，又须先晓史法，然后可求书法，史法要精熟，书法要委曲求合于中，近代解经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备文卷虽可照刷，其若情实何？
古人说春秋大意如公羊谷梁紧切数条之外，则太史公予闻之董生一段议论甚正，大无一语不好，又如左氏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及三叛人名之类皆理明义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畅，使笔削之指晓然，则前之众说俱未得为完备，故春秋一经所以自秦汉以迄于今，未得的当之说者，正以此尔晦翁深知其故，每答门人以为不知孰为笔？孰为削？又公羊云：其辞则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读春秋亦未见得圣人许多担当处，凡春秋所以难说者，晦翁此言已得其概矣，此是灼见，诸儒之病深知圣道不可浅窥，泽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昼夜以思者，不过为此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晓大意，止是推测本原未尽，此经传注已多，然只当以丘明元凯为主，却更加精思，别用一种工夫上溯其源，下沿其流，游心既广，冀有触悟如此，而后庶几真有所得，及见春秋本意之浑全，譬犹登泰山日观穷咸池，扶桑以睹大明之升光煇烂，然万象昭著而宇宙间云霾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见果能尔，则大义始明，而凡旧说之迂僻，固滞浅陋怪诞之说不辨，而自破静，而思之，虽于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义亦已明白，真旷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从史看，所以如此说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后可以辩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经史之辩既决，则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说异端不待，致诘而无所遁其情矣。
晦翁谓春秋所以难说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看春秋便不见得何者是圣人所削？亦便不见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说如此，泽谓如书弑逆直史所书是如此，圣人所书亦是如此，圣人与直史之功何以辩？若果无辩则直史所书亦可以惧乱臣贼子，何必圣人乎？如此推寻方有意味所谓直史所书与圣人同者，如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国之史已如此书，其馀诸国书法亦必皆然，据此则圣人果何以与直史异？如是推究见得春秋果是难说，则始能不惑于传注，却方别下一种工夫，庶几看到的当处耳，泽之学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远故难为，功今以其尝涉历者告人，人犹疑其诞谩也。
凡说周易春秋，既看传注了须要换却精神心术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触机而悟其机括，亦初不离经传中，但人自不见尔，正如周易先天图在康节，看自然生出许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见得伏羲，布置亭当而已，故凡读书为最难，世人只是通其训诂文义，于妙处实无所契，泽于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虑既极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说春秋所以难者，缘书法难考端绪亦不一，圣人又未易知，今说春秋若将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义亦未必能知春秋，若将一二十年书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唯是上将一二事详细推校，看到的当不可移易处，然后知春秋果非圣人不能作。
周易虽失，象学春秋虽失，书法然经传中未尝无端绪可寻，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若寻见端绪自然合得经旨，不患人之不从，故周易春秋废坠尚有复之理，若礼则本残阙之文，遇有疑难更难考据。鲁隐公居摄凡事谦让，故号令亦往往不行，如翚帅师是也，无骇入极，无骇卒，挟卒皆无氏，此皆谦不敢自谓为君，所以如此及无骇卒，则不可无氏，所以始赐之，故后来都无不赐氏之例，唯溺会齐师，然却是贬，所以去族非不赐也，凡推春秋当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注脚所谓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须晓卦象爻象，使之透彻及识其变处，则易之辞自然易晓矣，春秋是事却须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须推原圣人所以作春秋，或笔或削之，指则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绳墨规矩之文，不比他经学，二经者若知其有绳墨规矩，则始可学，此二经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绳墨识其规矩，则虽不下注脚而经旨亦明，泽于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锱铢计较务适于中，用心既久始能纯熟，所以后来说易又较易，盖二书虽不同而圣人之心精妙则一，春秋方严而有温厚者，在周易通变而有典常者，存圆融以求之，则理可得矣，昔张旭学草书见舞浑脱剑器，及担夫争道而大进，彼执技者犹有所感发，则泽因春秋而悟易以经，识经岂妄语哉？
泽说周易所以较易者，盖是先于春秋已用过精神心术，所以触机易悟。
凡诸经最难通者，周易象。学春秋书法二礼祭祀大典三者，其难实均以精微隐赜言之，则易难于春秋，春秋难于礼，以历代事体言之，则礼难于春秋，春秋难于易，然皆圣人精神心术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则馀二者可以触机而悟也，说经欲全通甚难，如易春秋须要全通诸家传注最好者，只是藉作梯级更于传注之上，别用一种工夫虚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确，然不可移易处则固滞始化，方是真得，然后可以旁及馀经，不然则固滞未化不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难看者，盖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张，及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觉错了，大扺如看千门万户之宫乘，高以望尽，在目前巧思者观之，便知其中曲折深密处，若无目力者亦见大概，但入到中间却不论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说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唯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但据泽看则春秋难知者固是，而易知者亦未尝不是时措从宜也，诸经如诗书大意亦可见，其古注及近注不可偏废，周礼关系古今时俗，若不识古今之变则此经实不易学，泽虽先从事于易春秋，然所得实自周礼始，凡近世疑周礼处必竭尽其愚，以发明之既用其诚，是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后稍悟于易春秋，盖以周礼为之先也，然易与春秋其难易亦不同，春秋自三传已错，去古近者尚如此，况去古远者乎？大扺春秋由先儒各执所见乱说，故最难识本意，泽于此书盖极其劳苦其求之未得，则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则喜得而未快，则亦抑郁久而后释然，无所滞碍，然使其稍有名誉显著于世，又安能始终用心于此久而不变哉？故春秋为最难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学也，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设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远，若春秋则事理差讹谋王断国者，遂从而舛错，为害不小，如春秋复九世之雠，圣人曷尝有此意，而汉武帝执此一语遂开西北边，祸及平民，殚财丧师，流血千里，然则春秋果可易言哉？春秋非圣人不能修，盖是拨乱之书，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许多委曲难看，古书未焚策牍，具在不修春秋，一一可考诸侯之史又存，则此时春秋争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终得彷佛者，是亲见国史故也，焚书之后旧史皆无可考，则春秋自是难说，但先儒于易说处却亦多失之。
说春秋须要推究事情，使之详尽，然后得失乃见，如泽说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礼再娶，乃是推寻始见得如此，所以确然自信不惑，盖经书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若以仲子为适则正当祔庙，不应别立宫，若谓母以子贵，则鲁十二公非适出者尚多，皆未闻为其母别立宫者，别立宫止有仲子，盖是尝以夫人礼娶之故，特异之也，又礼记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如此，则惠公之娶仲子，盖已请命于周室，周室知有仲子所以后来天子归其赗也，如此推寻则知当日仲子归鲁，是以夫人礼聘之明矣，此虽失礼然在鲁之臣子则不当论。
泽于春秋只是说得较平，亦是推得颇尽，若推得未尽则断断乎，疏略矣，如杜元凯亦自善于推寻，只是不曾推寻得透彻，所以窒滞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见即易知者，如卫侯燬灭邢是也，有思而后得者，如晋侯执曹伯秦伯伐晋之类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完者，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晋人执虞公之类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颠倒宋郑及齐崔杼弑其君光之类是也，凡若此类，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后世之精神心术而莫能通其说，此说春秋所以为难。
说春秋者当先以经證，经又其次引他经證，又其次以经證传，又其次以传證经，展转相證亦复出入，诸书如此则用心密而乖谬少矣，或谓传不可以證经，此则不然，夫作传所以释经，若释经而无传，又何所据传是文卷经，是结案断例，然亦止是左传可据，若公谷则但采其义理条贯而已，所谓以经證经者，谓如一时不雨则书时即此，便可證春秋二字齐侯逆王姬便可證，单伯送王姬妾母薨葬便可證，考仲子之宫，此是经自相證。次引他经證者，如诸侯同盟有周礼可證，九合诸侯有论语可證是也，所以谓之以经證传者，如书楚公子干出奔晋，便知楚围是篡传文不妄，书葬庄公便知国内乱而缓葬，书晋人执虞公便知灭虞虢之事传文可据。所谓以传證经者，谓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杀在先，而经书在后，盖是从赴，又如狄灭邢卫，晋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类，皆当以传文为据经文，则有所讳也，又如传称成季奔陈而经不书，却只书季子来归，此是以传證经知此四者，而后可与言春秋矣。
说春秋如公伐齐纳纠，楚杀其大夫得臣，卫宁喜弑其君剽，此等处皆是看春秋紧关，不可不知。
凡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要识圣人浑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烦碎之说皆除去之，毋惑传注而后圣人之旨自明，褒贬得其当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大抵说春秋若太急迫，则所谓疾恶太甚须是较平，则圣人之意自见，然必须推究令详尽乃可。
说经当务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异，如春秋有贬无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异，然其说自窒碍，不可行徒欲得立异之名尔，二百馀年岂无一人一事合道理？岂可谓之全无褒乎？如季子来归既称其字，又称来归，是喜之之辞安得强以为贬？又如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此亦是书其得礼但贬多而褒少，则有之又有褒中之贬，贬中之褒，其义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窥尔。
说春秋当先识大意，谓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识大意而于逐事推寻，则舛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王者曷谓谓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滞，若复推究其极，则文王虽为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曷尝自以建子为正乎？今直以王正月为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时已如此，其为教义之害非小小矣，故说春秋易致差错，杜元凯却云鲁隐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无疵，杜氏于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较之他人则有间也。

经旨举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传曰：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寻其事情，惠公失礼再娶仲子，盖尝假宠于王命，以为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与惠公并称，盖王室已尝名之曰鲁夫人也，然失礼甚矣。
考仲子之宫所以得书于经者，其义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虽贵然桓未为君，隐公能坚让桓之志，故尊桓母免丧而作宫，又谋于卿大夫以定其乐舞之数。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书，盖子为君而尊其母，此为常理，在隐公则为贤，然此事犹有可疑者，妾母立宫既有定制，则乐舞亦必有定数，何故至仲子始定乐舞？如此推寻又似前，此妾母未尝立宫，或止是祭于寝别立宫者，止有仲子所以见其始，以贵聘故其终也特异，其礼与又六佾始书于经，则鲁先君之宫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宫乃是创见，故疑八佾之舞而问于众，仲初献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宫故可更议其制，若先君之宫则相承僭礼已久，不可轻议，是以独仲子之宫用六佾焉，窃谓此说颇合事情，但妾母祭礼终不可见，据谷梁则当筑宫以祭子祭孙，止然其说大简略矣，夫筑宫一世而遽毁，果合礼意乎？故窃以为不筑宫则已若筑宫，则亦当以亲尽为断。
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公羊传曰：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礼也，当沐浴洁齐以致其敬，故谓之汤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诸侯而共其费也。礼四井为邑，邑方二里，东方二州，四百二十国凡为邑广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槁谷而已。泽谓据何氏止是东方诸侯耳，三方从可知，然则诸侯汤沐止四井而书于经者，记礼之废有感于王室微而无复巡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范氏曰：祭公寰内诸侯，为天子三公者。亲逆例时不亲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说曰：王者至尊无敌，无亲逆之，礼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师而称后，知天子不行而礼成也。郑君释之曰：太姒之家在合之阳，在渭之涘，文王亲逆于渭，即天子亲逆之明文也。天子虽尊于其后犹夫妇，夫妇判合礼同一体，所谓无敌岂施此哉？礼记哀公问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此言亲迎继先圣之后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非天子则谁乎？泽谓范氏说固善，然天子亲迎之礼终不见明文，于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亲迎为證，则文王之初载其时实诸侯耳，未可据以辟左氏说也，记所云继先圣之后，则凡诸侯亦孰非先圣之后乎？鲁卫晋蔡曹滕出于周之文武，宋杞陈为先代之后大抵多是圣人之后也，为天地宗庙社稷主者，亦据鲁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礼乐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据以为天子亲迎之證，恐古者必有天子亲迎之礼，其后未必行，况当春秋时鲁君往往皆是遣卿，诸侯亦已皆然，当时事体自应如此不可责以旧礼，况天子乎？大抵春秋时敌国既多诸侯守宗庙社稷之重，若一一修亲迎之礼，自于事体不便，礼有因人情而变者，故春秋娶女虽不备礼，而天子诸侯俱遣重臣，亦礼之变也，又当时天子诸侯其他废礼越礼者，何可胜计？若于此责之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之谓矣。
郑伯突出奔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突不正却称郑伯，是从其实，忽已为君尚称世子，是明其为正，若皆书郑伯则二君争国，一出一入间无异，事曲直莫辩，故忽只书世子，则突是篡可知突不贬者，鲁宋为之主已成为君，故从其实而恶自见，然则屈忽称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桓公子纠之事，案程子之说，以子纠桓公为襄公二子，据左传则云齐桓卫姬之子，有宠于僖，则齐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案程子以桓公为兄，子纠为弟，据公谷及三传之注则子纠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内行则杀兄，而争国则子纠乃桓公之兄也，又据古者诸侯一娶九女，适夫人无子则立右媵之子，右媵无子则择诸左媵，左媵无子则取于夫人娣侄，夫人娣侄无子则取于右媵娣侄，右媵娣侄无子则取于左媵娣侄，故凡立子皆是随其母之贵贱，今桓公之母与子纠之母其班序高下无得而考，则桓公子纠之孰为应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悬断，但公羊谷梁去古未远皆谓子纠应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谓之篡，又谓经书齐人取子纠杀之，是自杀其应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国而犹欲杀子纠者，盖有应立之道，是其所忌，若当时桓公果是兄，子纠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则可用伊川之说，子路子贡亦可以无疑，今二子皆以此为问者，是当时公论不直桓公，皆谓子纠应立，桓公不当杀兄，然夫子皆不答所问，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则正是圣人妙处，不可窥测者也，然夫子不责管仲以死者，盖公子无为君之道。师傅先君所设不可纯以臣礼律之，有患难则相与，周旋既已宣力效劳竭尽其节，而偶脱虎口者，则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纠事须案春秋经文，为正不案经文，则不见圣人之妙。
桓公之功最著于存三亡国，而其最谬莫甚于释庆父里克而不诛
鲁庄公，盖亦崛彊偃蹇，桓公虽霸终不往朝之，却因纳币观社逆女方往齐，固皆是非礼，然亦足以见庄公于齐亦颇偃蹇，其于齐皆以他故往，自夫人至后亦不复往齐，止会遇而已，盖终不曾特往朝之，齐却亲鲁，此桓公所以为贤。
公及齐侯遇于谷，萧叔朝公，萧叔盖朝齐，因公在谷故就朝，盖前此未尝相见，故行朝礼，礼有从权，杜氏谓嘉礼不野合，非也，又以叔为名，泽以为字，又齐与鲁遇萧叔在焉，自不得不见，又遇礼简易诸侯体敌可用，遇礼萧是附庸，虽邂逅于理应朝。
齐仲孙来传曰：齐仲孙湫来省难。泽谓诸臣以私事来，惟王人书故书：祭伯来是也。今仲孙之来实齐侯之命，其名为省难，其实为觇国而上，〈阙八字〉所以疑之也，齐有因乱取鲁之志，仲孙之来，鲁之存亡得失所系而止，以四字录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存国体故不书省难，非以嘉好聘故不书使，不书使故不复称名，不称名则若以私事自来，盖亦阳若不知其故者，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常先觉也，然仲孙之志亦欲存鲁，实亦贤者不书名，亦所以嘉之桓公终亦存，鲁能改过迁善有存亡继绝之德，故终录其使变其文，善其辞简其字而意义深矣，齐侯之使仲孙善恶未判，仲孙归而鲁之存亡始决，故书法如此善处大变故者，惟圣人独能之。
卫侯燬灭邢，先儒皆谓讥灭同姓，泽更推寻以为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裔当来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既已封伯禽于鲁，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勋劳，及至春秋时往往为人吞并，今邢又为卫所灭矣，邢与鲁同出自周公，则邢之存亡于鲁甚相关，卫既忍于灭，周公之后而鲁不能为之请于天子，请于大国，请于卫，以复存其社稷，以笃亲亲之恩，圣人深有感于世变，故书曰：卫侯燬灭邢，虽罪卫侯而亦系于鲁也。
天王狩于河阳，于史当曰：晋侯召王。今史记书：晋侯召王于温。此所谓直笔也，然则厉声色以骂人，人未必服，何则忿戾讳过者恒多，则严督责之说有时而穷矣，圣人顺天理之正，明君臣之义，为之改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岂非遏恶扬善成人之美哉？虽使晋文公复生，亲见夫子书法亦将帖焉，心服可以坐消其彊猛之气，而迁善远罪之不暇矣，此其比于直笔，岂不百倍其功哉？
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公羊谷梁似此等处多云实与而文，不与固是，说得好听，却全不曾寻得书法之妙，盖此时本已县陈以申叔时之谏，而止圣人许人迁善，故没其县陈本意而止以入陈为文，又本是先入陈而后杀徵舒，讨弑君贼，今却先书杀夏徵舒而后书入陈，便是圣人先正其讨贼之义，观圣人于此实有所激，缘齐桓晋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贼置而不问，所以养天下之乱，是以于楚子入陈一事特显，此义既已取其讨乱之功，而后书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者，以见楚之用师不过讨贼纳此二卿以定陈乱而已，便与蛮夷猾夏不同，此皆圣人取人为善，止遏乱略之意，所以为书法之妙也。
王正月辩
春王正月此不过周之时，周之正月而据文定则春字，是夫子特笔，故曰：以夏时冠周月。又谓：夫子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则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峰则谓周未尝改月，引史记冬十月为證，如此则时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说夫子岂不误哉？泽之愚见只是依据三传及汉儒之说，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为正，此是尊王第一义，决无改易，其答颜子行夏之时乃是为万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统一，诸侯用之纪年用之朝会，若民事自依夏时，后来汉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时，是行夫子之言也，今只就经文举所书月以證改时改月如后。
庄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齐观社，此周之四月也，当夏正建卯之月，则改时改月甚明。
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书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用夏正则六月，乃建未之月历，三时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则春不得耕，夏不得种，种不入土为灾，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种，则于农事无妨，故此年不书旱不书饥，明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冬猎曰狩，此是子丑之月，故书狩也，观此足以知周家实是改时改月而主夏正者，则谓非时而狩，所以为讥泽以为既不书公狩，又不书狩之地，此只是虞人修常职，本不应书所以书者，盖特为获麟，故不可强以为贬。
右所举改时，只此数处亦自分明，其馀亦不足深辩，盖此是一二百年间著曲说，以蠹害圣经，自两汉至唐并无此说也，汉初犹有夏殷周及鲁历，又有颛顼历，古人见前代历纪甚明，又三传所载之事互有异同，然同是遵用周正，别无异说，凡三代正朔皆自是为一代之制，以新民之耳目，既改月则须改时，应纪年会同朝聘，作史者一皆遵用，故夫子春秋是时王正朔，安可有他说也？大扺商周本是错改时错改月，但学者皆不肯为商周认错，若肯为商周认错，则经旨自然明白矣，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及七八月之间旱为證，晦庵集注所据周改时止以行夏之时为据，盖周以建子之月为春，终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时也，此只以圣经之言为證，不烦他说。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义

此隐公之元年何以不书即位，摄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则国政听于大臣，堪事而复辟焉，古有之矣，曰：隐公为大臣乎？曰：非也。庶长而有先君之命，使之摄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贵聘之，则其子贵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为世子，诸侯国人知之矣，则隐公之摄非先君之命而谁乎？曰：庶长何以不得立。曰：是圣王之制，所以正嗣统而杜祸乱之原，定民志也。礼诸侯一娶九女，无再娶之文，适夫人无子则择诸右媵，右媵无子则择诸左媵，左媵无子而后取诸众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隐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统，然则桓母适乎？曰：不适。曰：不适则曷为而贵？曰：非适非媵桓母也。非适非媵是谓再娶，盖先君之失礼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惠公之适妃孟子也，孟子卒继室以声子，隐母也，其后仲子之归鲁，盖纯以夫人礼聘之国人，皆曰：此夫人也。隐亦尝母事之矣，隐立而天子又尝归赗焉，则惠之贵桓母有素矣，虽然岂礼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则婚娶得礼，而适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后诸侯越礼者，众越礼矣，而直以古义断之，则于事情之实将不胜其捍格，而终非臣子所得追议于君父也，然则隐乌得而不奉桓乎？谷梁子曰：让桓不正。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由谷梁之说，断则断矣，而不达乎？事之情昧乎？礼之权者也，使隐公黜桓而自立，则是负先君之托，先君之肉未寒而举其所爱，推而远之设令，其祸不至于杀，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为正。其得谓之正乎？其得谓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尽从之，否也，使人情而果从是亦乱耳，是亦篡耳，况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实不可改乎？故隐之奉桓足以为贤，而说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时宜以处中，而毋执一焉，庶几乎得之矣。

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诸侯一娶九女，无再娶之文，适夫人无子则立右媵之子，右媵无子则立左媵，左媵无子则立夫人娣侄，夫人娣侄无子则立右媵娣侄，右媵娣侄无子则立左媵娣侄。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归于宋，经书卫人来媵，又书晋人来媵，又书齐人来媵，案左传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今鲁嫁伯姬三国来媵共十二女，而齐是异姓，岂宋先代之后，上公爵尊故如此欤，然不可考矣。又案传隐公三年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据厉妫即何氏所谓右媵，其娣戴妫即右媵之娣，又据昭公八年陈哀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此所谓三妃即夫人与左右媵合，此数处观之，则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则各从其母之贵贱也。
齐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华子生，公子雍案桓公夫人三，当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后，所以如此不是两媵，故皆称夫人，内宠六人宠皆相轧，又非娣侄，所以子皆争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也。
晋襄公卒，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贾季欲立公子乐，赵宣子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贱〈乐之母〉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愚案此事宣子如此拟议，后虽不曾成，然当时偶无适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选择之法大扺如此。
右春秋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惟公子纠却不知其母之贵贱，小白母卫姬是齐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据二传说子纠母贵，宜为君，史记谓子纠母鲁女，则班序不当在卫姬下，此外别无考證，不可悬断也。

春秋指要

易与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经事体又自不同，易则文王周公已有全书，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传授精一执中心法，百圣所同唯春秋一经，乃是夫子所独，盖夫子之精微缊奥皆具于易，而所以立教则在诗书礼乐，其拨乱反正制事之权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则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岂不信乎？删诗书正礼乐系，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称巽以行权，盖巽顺而后其权可合于正，若先不巽顺则其所谓权者，乃乱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权，然圣人之心本极于巽顺，以巽顺行权，所以济世道之不通，若因循顾忌视天下之沉溺，与己不相关，则亦非圣人之心矣，惟其巽顺故天下莫敢议其非，然圣人犹曰：罪我者，春秋。可谓巽顺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卫州吁之事，此时事体当责王室，及春秋中世当责霸主，及其后肆无忌惮，然后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说，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说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乱之极王者，既不兴诸侯，又无霸圣人，既生此时不忍坐视其弊，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人且不可，况圣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隐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胡文定皆以为仲尼变周制，泽以为仲尼救周之衰，则有之以为变周制，则不可以德，则孔子是圣人以分，则孔子是陪臣，岂得变周之制？春秋自三传已有异同，又益以三家之注，实有矛盾，至啖赵陆氏又往往自为说，及近代孙泰山胡文定所见又往往不同，晦庵所以不解春秋者，为此故也，或问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晓。据此则是已不满于胡传，但不肯翻然立异耳。凡解春秋不与先儒立异，则经旨不明，若与先儒立异，则于事体又甚不便，正说未见信，谤议已随之，所以晦庵答门人，问胡传曰：不若且听他，如此说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此不得已之说，其实不满于胡传也。
春秋所以难说，盖不止于元年春王正月，如不书即位，公羊谷梁所见自殊胡文定，是谷梁而非公羊，其说虽正，然于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夫以王制论之，则惠公元妃孟子，既无子则隐是庶长，当立胡氏以隐是让，而非摄，其说是矣，但礼失之馀，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归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岂不龃龉捍格而大咈于人情哉？仲子之归鲁，盖以夫人礼聘之亦已假宠于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后归其赗也，若据此事情则仲子既贵，桓是太子，隐自不得立，其所以摄者，父命也。如此则公羊之说为是，又据左传则元妃既薨，声子已摄内政久之，仲子归鲁，既称夫人，声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贵有素矣，隐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称薨，声子称卒，书法如此，圣人斟酌轻重之意亦可见焉，或曰：正义不从而固从。此偏曲之说何也？曰：此变礼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义必明天子，而后可不然则用谷梁之说，以辅佐隐公，使之自立，则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杀桓公母子，而后可焉，此说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则从权也，或曰：何以谓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鲁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请于天子以夫人礼聘，则宋人必不与。故经书夫人子氏薨，是尝请命于天子，可以称夫人矣，虽是失礼，然亦有故，又与汎常违礼者不同，故说春秋者又当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径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颖达贾公彦最精密，陆德明亦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诸儒经学极深，但考古之功却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汉魏晋诸儒考古之功，则全美矣。去古既远，不先效汉魏诸儒之勤，却便欲说义理祇愈疏耳，大扺生于后世既不获亲见圣贤，又不获在两汉魏晋间，则去古日远，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数，汉儒犹有目击者，今却皆是索之纸上，岂不疏乎？夏时周月之说，晋魏诸儒焉得有此论乎？自唐以来，说春秋者多不满于三传，然说者之于春秋，其详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预也，使说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凯详密之功，而后加以河洛大儒之论，则事情既得，书法不差，义理自然顺序，可以归一，今诸说皆舍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实，所见又未完备，而遽与之立异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周易春秋有绳墨之书，不可不学而实未易学也，易当明象，春秋当明书，法象学久已失传，故易尤难焉，然自辅嗣以来，玩其辞解其义所失亦未远，唯春秋当据事以求书法，说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辄以己意，窥圣人由是众说迭兴，而夫子之志荒矣，泽自蚤岁已深有所疑，乃潜心以求，积数十年而后默有所悟大德，八年始作注，具槁积十有七年，改削犹未成书，其辩难剖决之文，悉入六经辩释补注，其春秋笔削本旨以贫，故未得修述，是以有其义而无其辞，今年已六十馀，大惧失坠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第中道而废，则深可惜，且古今说春秋最苦于所说不完，杂糅纷纭，徒乱人意，是以王介甫几欲举而废之，泽尝有言凡说春秋要意思浑全，若一处欠阙便成疏漏，一切舛谬从之而起，故说春秋者若所见未完，则如勿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若所见果完则虽微贱无闻于时，神明必有相之者，此泽所以不得不尽智毕议求以无负于圣人也，然正解既未脱，槁本旨又未著，笔补注虽已刊，泽亦颇靳惜其书，盖四十馀年之勤览者，一目可尽而此心终未暴白于世，惧人之亵而视之也，故具指要数十处，使观者察焉，夫说之详辩之明，则易为观听而人往往遂怠于学，又补注者，积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见其易而不知其难也，故推本其始，与有志经学者，共之傥不弃，鄙言先默会于此，而后推以及其馀，则全经可通意无不浑，而诸儒之得失无所遁，其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