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九十二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九十二卷

春秋部总论十

明春秋大全

纲领
胡氏曰：学春秋者必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自孟轲氏而下，发明纲领者凡七家，今载七家精要之词于卷首，智者即词以观义则思过半矣。
孟轲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汉董仲舒记夫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诵其师说曰：拨乱世反之止，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礼义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有过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
横渠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河南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学者，只观春秋亦可以尽道矣。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无大小，莫不书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极谨严，韩子之言深得其旨。
总论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必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道周矣，圣人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谬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之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论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得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
上古之时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孙明复主以无王而作亦非是，但颜渊问为邦，圣人对之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则是大抵圣人以道之不得用，故考古验今参取百王之中制断之以义也。
春秋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后相因既备，周道衰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大道，遂坠，故作此一书。此义门人皆不得闻，惟颜子得闻，尝语以四代礼乐是也，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春秋之时，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圣人直书其事而常责，夫被侵伐者，盖兵加于己，则引咎自责。或辨谕之，以礼又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诉之方伯，近赴于邻国，必有所直矣。苟不胜其忿而与之战，则以与之战者为主，责己绝乱之道也。春秋经不通求之传，传不通求之经。
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胡氏曰：《春秋》，圣人倾否之书，
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
春秋之法治奸恶者，不以存殁，必施其身，所以惩恶奖忠义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
明类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
谨始曰：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当国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庙，秉笔史官必以其事书于策，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缘民臣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故不待于三年毕丧之后，逾年春正月，乃谨始之时得理之中者也，于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谨始本不可以不正，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无焉，则不书即位，隐庄闵僖四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晋发之书曰：卫人立晋以见内无所承，上不请命者，虽国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时诸侯皆不请王命矣，然承国于先君者，则得书即位，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齐孺子荼发之荼，幼固不当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陈乞虽流涕欲立长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虽不敢死，以别于内复无所承者可也，然乱伦失正则天王所当治，圣人恐此义未明，又于卫侯朔发之朔杀伋寿，受其父宣公之命尝有国矣，然四国纳之则贬王，人拒之则褒于以见，虽有父命而乱伦失正者，王法所宜绝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虽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义，亦将壅而不行，故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欲立戏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鲁人杀戏立括之子，诸侯由是不睦，圣人以此义非尽伦者不能断也，又特于首止之盟发之，夫以王世子而出会，诸侯以列国诸侯而上与王世子会，此例之变也，而春秋许之郑伯奉承王命不与，是盟，此礼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将以爱易储贰，桓公纠合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国本不摇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所谓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者也，至是变而之正，以大义为主而崇高之势不与焉，然后即位谨始之义终矣，万世之大伦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圣人莫能修之，谓此类耳。
龟山杨氏曰：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则其用不难知也。
春秋昭如日星，但说者断以己意，故有异同之论，若义理已明，春秋不难知也。
五峰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延平李氏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然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自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贵王贱霸而已，未必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

春秋初时，天王尚略有战伐之属，到后来都无了，只是诸侯抗衡诸侯，才不奈何又被大夫出来做大夫？才不奈何又被陪臣出来做

春秋？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桓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切，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桓公之书即位，则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
春秋大概自成襄以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如何却说圣人与其爵削其爵赏，其功罚，其罪，是甚说话？
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写取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说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其爵之有无与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夺他不得，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
问：春秋传序引夫子答颜子为邦之语，为颜子尝闻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将春秋大法向颜子说，盖三代制作极备矣，孔子更不可复作，故告以四代礼乐，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则取之恶者，则诛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为据耳。
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
问：孔子有取乎五伯，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不废，五伯之功。
东莱吕氏曰：孟轲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说之邪也，天下所同闻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见也，同闻同见而惧者，独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风痹虽加笞箠，顽然而不知痛，无疾之人一毫伤其肤，固已频蹙惨怛中心达于面目矣。人皆风痹而孔子独无疾，宜举世不惧而孔子独惧也，春秋既成而乱臣贼子惧向者不惧，而今者惧，果安从生哉？亦犹风痹之人仓佗和缓疗以针石气血流注，复知疾痛，痾痒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经文化工随事立义，其变无穷，若概以例观则画笔拟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触类而长取證于本例之外，则无所书而不为例也。
双峰饶氏曰：春秋虽因鲁史而修之，然实却是作，盖赏罚天子之事，时王不能正其赏罚，故《春秋》为之褒善贬恶以诛乱贼，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赏罚也，此事前古所无，孔子始创为之。
建安叶氏曰：春秋大义如尊君而卑臣，贵仁义而贱诈力之类，其义虽大无难见也，其难见者，盖在于微辞奥义各适乎？时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时中未易窥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与，或罪非著而夺，或尊而退之，或卑而进之，或婉其辞，或章其实要，皆得乎义理之安而各当其，则文质之中而不华不俚，宽猛之宜而无过不及，是非之公而无有作好作恶。
丹阳洪氏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然独求于例则其失拘而浅，独求于义则其失迂而凿。
可堂吴氏曰：春秋为讨贼而作也，始也圣人惧乱贼，终也乱贼惧圣人，然则春秋之义无他，亦求之两惧之间而已矣。
新安汪氏曰：天者理之所出，惟圣人则禀夫天理之全，故天叙有典，唯圣人能叙之，天秩有礼，唯圣人能秩之，天命有德，唯圣人能命之，天讨有罪，唯圣人能讨之，孔子虽不得位，然假《春秋》以寓王法，实行天子之事也。
春秋纪事大而天地日星人伦邦国，小而宫室器币草木禽虫，凡天下万物之理无不具焉，能通是经则理无不穷矣，故扬子曰：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胡氏曰：传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见本末，公羊谷梁辞辨而义精，学经以传为按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谷，如惠公元妃继室及仲子之归于鲁，即隐公兄弟嫡庶之辨，摄让之实，可按而知也，当阅左氏，谓此类也。若夫来赗仲子以为豫凶事，则诬矣，王正月之为大一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当习公羊氏谓此类也。若夫母以子贵，媵妾许称夫人，则乱矣，段弟也，弗谓弟公子也，弗谓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当习谷梁氏谓此类也。若夫曲生条例以大夫日卒为正，则凿矣，万物纷错悬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要在反求于心，断之以理精择而慎取之，自晋杜预范宁唐啖助赵匡，此数子者用力甚勤，时有所取，虽造宫墙之侧要皆未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预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有浅深，独程氏尝为之传，然其说甚略于意，则引而不发，欲使后学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见闻之外者也，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辞多以程氏之说为證云。
元城刘氏曰：公谷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谷未尝言之，故汉儒推本以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则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
朱子曰：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
左氏说得春秋事有七八分。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士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会恁地说且如烝民诗大，故说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
《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公羊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论，所以公谷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他是恁地不是如此底，亦押从这里上来。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都是胡撰，他去圣人远了，只是想像胡说。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公谷二传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
安国。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叙九法，体用该贯有刚大正直之气，
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会。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有过当处。
问胡文定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是则是圣人有意诛赏，曰：文定是如此说道理也，是恁地，但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如何便为是？如何便为不是？若说道圣人当时之意，说他当如此，我便书这一字以褒之，他当如彼我，便书那一字以贬之，则恐圣人不解恁地。
二程子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下使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意思，圣人亦不解作得。
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圣人之心？问于春秋未有说，何也？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之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立己意，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惟伊川程子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氏本子与后世，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远矣。
茅堂胡氏曰：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尤详，能令百世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公谷释经其义皆密，如卫州吁以称人为讨贼之辞也，公薨不地，故也不书葬贼，不讨以罪下也，若此之类，深得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绪，非曲说所能及也。啖赵谓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损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然则学者于三传忽焉而不习，则无以知经习焉，而不察择焉，而不精，则春秋之宏意大旨，简易明白者，沮于僻说愈晦而不显矣。
程子曰：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以下读春秋之法〉
或问左传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看春秋有两句法，云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问公谷如何？曰：又次于左氏。问左氏即是丘明否？曰：传中无丘明，字不可考。
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将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为准，玩味久必自有会心处，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所易见也，唯微辞奥旨时措从宜者，所难知尔。更须详考其事又玩味所书抑扬，予夺之处看如何积道理多庶渐见之。
问读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而准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犹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
看春秋固当以类例相通，然亦须先随事观理反复涵泳，令胸次开阔，义理贯通，方有意味，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桓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桓文迭霸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襄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而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
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公谷要之，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如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极精粹底，至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曰：也未必。一一实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季氏专，鲁田氏篡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地撰出此等言语否？曰：有此理。其间做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间都坏了心术，
问今欲看春秋且将胡文定说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过处。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晓，且如公与夫人如齐，毕竟是理会甚事，自可见又如季氏逐昭公，毕竟因甚如此，今理会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亦有可唤做是，而未尽善者，亦有谓之不是，而彼善于此者，且如读史记便见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
临川吴氏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馀噫，读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随物而赋形春秋山岳也，山岳徙步而异状，持一概之说专一曲之见，恶足与论圣人作经之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