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七十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七十卷

《春秋部汇考》四

宋郑樵《春秋考》

一卷。按樵自述，按《春秋》之经则鲁史记也，初无同异之文，亦无彼此之说，良由三家所传之书有异同，故是非从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经文，以凡有异同者
皆是讹误。古者简编艰繁学者希见，亲书惟以口相授，左氏世为楚史，亲见官书，其讹差少。然有所讹，从文起，公、谷汉之经生，惟是口传，其讹差多。然有所讹，从音起。以此辨之，了无滞碍矣。
徐得之《左氏国纪》　卷。按陈傅良序，自荀悦、袁宏以两汉事编年为书，谓之左氏体，盖不知左氏于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极天下之史矣，诸不在拨乱世，反之正之，科则不录也。
左氏独有见于经故，采史记次第之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以发明，圣人笔削之旨云尔，非直编年为一书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世本是已。而他星卜医祝皆各为书。至编年则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仅可见者，周谱。他往往见野史竹书穆天子传之类，自夫子始以编年作经，其笔削严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与诸书之体，依经以作传附著年月，苟不可以发明笔削之指则亦不录也。盖其辞足以传远而无与于经，谊则别为国语，至夫子所见书，左氏有不尽见，又阙不敢为传，唯谨如此，后作者顾以为一家史体而读左氏者浸失其意，见谓不释经，是书之在亡几无损益于《春秋》，故曰：袁荀二子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为左氏国纪，曷可少哉？余读国纪，周平王之际，王室常有事于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为侯，诗人美焉。而经不著师行，非一役。亦与王风刺诗合而特书伐郑一事，王子颓之祸视带为甚襄书而惠不书也。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于是致疑，疑而思，思则有得矣。徐子殆有功于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见书，然尝见唐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所论断。今国纪有所论断矣。余故不复赘而道其有功于左氏者，为之序。
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按《陈亮序》：《春秋》，继四代而作者也。盖圣人经世之志寓于属辞比事之间，而读书者每患其难，通其善。读者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考传之真伪，如此则经
果不可以无传矣。游夏之徒胡为而不能措一辞也。予尝欲即经以类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论其时，庶几抱遗经以见圣人之志。客有遗余以春秋总论者曰是习春秋者之秘书也。余读之洒然有当于余心虽其论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惜其为此书之勤，而卒不见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尝为婺之校官。因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锓诸木以与同志者共之。
徐德操《潮州春秋解》十二卷。

按《叶适序》：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證，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也。年时闰朔禘郊庙制理之
纲条，不专于史也。济西河曲丘甲田赋事之枝叶，不专于经也。薛伯卒，经无预，然杞滕邾莒之兴废固明也。诡诸卒，史无预，然戊寅甲子之先后固察也。观潮州此类皆卓信明而笃矣。至于授霸者之权，彼与此夺，录荆楚之变，先略后详，诸侯群诛，大夫众贬，凡春秋始终统纪所系。自公谷以来，画为义例，名分字别，族贵人微，其能本末相顾隐显协中如潮州殆鲜焉。然则理之熟，故经而非虚；事之类，故史而非碍欤。古人以教其国而使人知深。于是书者欤虽然诗书礼，所以纪尧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泽也。示不泯绝而已。或者遂谓一事一义，皆圣人之用，则余未敢从也。
元齐履谦《春秋诸国统纪》六卷。按《履谦自序》：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谓《春秋》者，古者史记之通称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庄子曰：《春秋》，先王经世
之志。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皆非谓今之《春秋》也。又尝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晋春秋。《国语》：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庄王使申叔时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传》。韩宣子适鲁，见鲁春秋。至于后世史学亦多以春秋名其书者，若虞卿春秋，吕氏春秋，陆贾春秋，吴越春秋，汉魏春秋，唐春秋之类，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记之通称。而今之春秋，一经圣人以同会异以一统万之书也。始鲁终吴，合二十国史记而为之也。然自三传既分，世之学者类皆务以褒贬为工。至于诸国分合与，夫春秋之所以为春秋，未闻其有及之者。予窃疑之，久矣。暇日辄以所见妄为叙类私之巾箧，盖不惟有以备诸家之阙庶几全经之纲领。自此或可以寻究。云延祐四年丁巳夏六月乙未朔，沙鹿齐履谦谨书。
吴澄《春秋序录》一卷。按《澄自序》：《春秋经》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诗》、《书》、《春秋》于临漳郡，春秋一经止用左氏经文，而曰：公谷二经所用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
非大义所系，故不能悉具澄。窃谓三传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载事则左氏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据之书而公谷多是传闻之辞，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语音字画之舛，此类壹从左氏是也。然有考之于义的，然见左氏为失，而公谷为得者则又岂容以偏徇哉？呜呼！圣人笔削鲁史至谨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脱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圣人之微意哉？汉儒专门守残护阙，不合不公，谁复能贯穿异同而有去取。至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观赵氏所定三传异同，用意密矣。惜其与夺未能悉当间尝再为审订以成其美，其间不系乎大义者。赵氏于三家从其多，今则如朱氏之意，专以左氏为主。傥义有不然则从其，是左氏虽有事迹亦不从也。一断诸义而已。呜呼！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澄欲因啖赵、陆氏遗言博之以诸家，参之以管见，使人知圣笔有一定之法，而是经无不通之例，不敢随文生义以侮圣言，顾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正其史之文。如此若圣人所取之义则俟同志者共讲焉。
胡一桂《集左氏传巫法》一卷。按《一桂自跋》：愚弱冠时，集左氏筮法一编，后以兵毁。今再纂于此以春秋内外传为主，并及家语凿度及附抄史传数条以备占法。若郭氏洞林全用五行六
神及年月日诸煞神占灵验无比不可胜书。余因阅杜氏春秋解后序云：晋太康元年三月，汲郡有发旧冢者大得古书。又有一卷纯集左传卜筮事，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然则已有著先鞭者矣。编集不可少，如此夫。
吴莱《春秋传授谱》一卷。按《莱自序》：《春秋》之道本于一，离为三家之传，又析而为数十百家之学。学日夥，传日凿，道益散天下后世，岂或不有全经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没，七十
子言人人殊。公谷自谓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谓古学宜立诸老生从师文传口说递相授受彼此若矛楯然。自是学一变。主《公羊》者，何休。主《谷梁》者，范宁。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凯。或抒己意，或博采众家，盖累数十万言。自是学再变。公谷微左氏乃孤行不绝说者曾不求决于传，遂专意于训诂，江左则元凯，河洛则虔。自是学三变。间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长，列朱墨之同异，力破前代专门之学以求复于先圣义理之极致，咸曰唐啖赵氏。自是学四变。呜呼！言《春秋》者至于四变，可以少定矣。余尝观汉初传《公羊》者，先显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传《谷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于国师刘歆求立博士，故传之尚少，而东汉为盛。东汉以降，学者分散，师说离析。非徒舍经而任传甚则背传而从训诂。夫学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异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遗经，悲千古之绝学，发明三家之传而去取之者，谁欤？然予悉得而谱是者，四变之极也。四变之极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赵氏盖尝有是志矣。继之者又谁欤？古之人不云乎东海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验之，古之人有与予同者乎不同者乎。此其没世而无闻者多矣。显焉者，谱于此也。盖昔唐韦表微曾著九经，师授之谱，且以讥学者之无师。呜呼！人师难逢，经师易遇，然今经师犹有不可得而遽见者矣。则吾是谱之作，又岂徒在表微之后乎？
吴莱《春秋释例》一卷。按《莱自跋》：《春秋》、《左氏》，汉初本无传者。刘子骏始建明之，欲立学官，诸儒莫应。然传之者，亦已众多。贾景伯、服子慎并为训解。及晋而杜元凯又作《经传集解》三
十卷，《释例》四十卷，且历诋刘贾之违，独不言服氏，岂或不见服氏书乎？亦不应不见也。世族谱本之刘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国图长，历本之刘洪乾象，历世多言其天文星历为长，然说经多依违以就传，似不得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永嘉旧写。华阴徐生往读之，遂择《春秋》义章以教学者，是永嘉时犹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骥世传其业，故齐地亦多习之。坦，元凯之元孙也。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说。刘兰、张吾贵之徒则又檃括两家同异。义例无穷。呜呼！汉初习经者专门，而今河洛习传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凯矣。晋刘兆始取公谷及左氏说作《春秋调人》，而今兰、吾贵又会服杜之说矣。圣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颖达《春秋正义》一用，杜氏非徒刘贾之说，不存服义亦不尽见，固不若两存之以见服杜之，为孰愈也。
吴莱春秋世变图二卷
按《莱自序》：古之言《春秋》者，自汉至今亡虑数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以理断之而已，犹未有究当世盛衰离合之变而权之者也。虽然孔子尝论之矣，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然后诸侯大夫得以专而用焉。逆理愈甚则其失之世数愈速，此非通论天下之势也。春秋之势然也。而欲论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盖深有得于理势之相须，且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而汉之学者特昧昧焉。设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治乱，《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当世盛衰离合之变而权之者也。盖昔陈恒之弑君，孔子请讨之。左氏记其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盖谓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与国以讨之。至于所以胜齐者，孔子之馀事耳。岂计鲁人之众寡哉？夫以理言鲁为齐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鲁之未必胜也。务明君臣之大义以讨天下弑逆之大恶，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复兴乎？若以势言，周室衰矣。晋霸微矣。鲁又弱国也。陈氏世掌齐政，民私其德，此处人伦之大变，天理之所不容。于是举吾全鲁以继之。齐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贼法所必讨者，正也。专国之奸势，亦有所未易讨者，然必有以权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于智谋之末也。圣人不如是也。呜呼！自王政之不纲而后有霸，自霸图之无统而后无霸。人情事变虽未尝出于一定，惟理则无有不定。此古之学《春秋》者所以率论理而不论势也。自今观之天下之势，在是《春秋》之理则亦随其势之所在者而见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远，王室犹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齐晋二霸相继而起，则霸主从而托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诸侯弄兵，大夫专政，是战国之萌也。而世变亦于是乎极公羊子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盖深有得乎理势之相须者，此也。汉之学者且曰隐桓远矣。孔子则立乎定哀之间耳。远者乱近者，治圣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岂求其说不得而强为此论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后世得以推其当世盛衰离合之变与。夫圣人之权者，先儒盖曰：有隐桓庄闵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岂非公羊子之遗说哉？然则予之所以图是者，非私见也，非凿说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黄氏《春秋举传论》一卷。按《吴莱序》：黄子读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尝著《春秋举传论》一编。屏除专门搜剔传疏，使之一归。于是然后止。盖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咸
断之于圣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辞赞焉。《公羊》、《谷梁》乃谓得之。子夏文多琐碎语，又龃龉要之，二氏皆未成书，特相授受于一时。讲师之口说者谓孔子当定哀世，多微婉其辞，复秘不以教人，故诸弟子言人人殊异。然自孔子后一废于战国嬴秦之乱。汉初学者区区收补意。其焚残亡脱之馀，不藏之屋壁必载之简册，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数万，独以口相授受，庸讵知不有讹谬者乎？济南伏生治《尚书》，上使掌，故晁错往受之，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语。世谓：生，齐人。齐语多艰涩，故今书文亦难属读。然古人之作书，非齐人也。奈何若是？是，则公羊齐学，谷梁鲁学，非二氏误也。学二氏者，误也。且孔子又何尝当定哀世多微辞哉？苟曰微辞以辟祸，《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见之世也。自所闻、所传闻之世，一切褒之、贬之，且及其父祖当世而辄微之。吾恐非圣人意也。圣人岂避嫌者哉？不然乱臣贼子仅诛。其既死，篡弑夺攘无愧于当世，是又岂吾圣人之意哉？《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论语》、《礼记》诸弟子之问答殆无一言以及之得其义者，盖寡矣。然而左氏约经以作传，下讫鲁悼知伯之诛，序春秋后也。若其说晋王接则谓别是一书意者。当西汉末与公谷二家争立博士，故又杂立凡例，广采他说，以附于经，是岂左氏旧哉？今黄子举之皆是也。昔者，晋刘兆尝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乃取周官调人之义作春秋调人，七万馀言。夫调人之职掌司万民之雠，而谐和之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雠。将天下之理不协于克一，而后世之议且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何以调人为哉？故唐啖助、赵匡，近世刘敞于传有所去取，咸自作书。而今黄子又嗣为之，可谓闻风而兴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长。去其所短则见其所长者，固可取也。不然尽去三家之传而独抱圣人之经，且自以为必得圣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则黄子之意也。
陈深《读春秋编》十二卷。按《经解序》：宋元之际，吴中多老师宿儒，若俞石涧琰陈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汤思言弥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群经，咸有撰著。石涧之《大易会通》一百三十卷，
又为集说十卷。而他如《经传考證》、《读易须知》、《卦爻象占》，分类不与焉。清全于《易》于《诗》于《春秋》皆有编。自宋社既屋，即谢去举业，沈潜问学，淹贯遗经，闭门教授。郑元祐称其年登耄耆，生识先辈著书立言，咸造底蕴良有然矣。读春秋编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摭诸说深有益于学者，偶获元椠本为加校勘而属之。梓先生字子微，世为吴人。元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匿不肯出，别号宁极，所著诗文名宁极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继父业，以慎独名其斋，盖父子皆吴隐君子也。
程端《学春秋本义》三十卷。按《端学自序》：孔子何为修《春秋》明礼义，正名分，辨王伯，定夷夏，防微慎。始断疑诛意，其书皆天下国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复礼而已。三代盛时，礼义明，名分
正，上明下顺，内修外附，民志既安，奸伪不作。孔子生乎此时，《春秋》无作也。周纲堕，诸侯纵，大夫专，陪臣窃命四夷内侵，人道悖于下，天运错于上，灾异荐臻，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则定诗书，正礼乐，赞周易而常道著矣。复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书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则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则知己之所当克，知常道有在则知礼之所可复，故《春秋》不书常事，属辞比事，使人自见其义而已。孟子曰：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之谓也。若邵子谓录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朱子谓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者，盖有以识夫笔削之意。若董子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又此经之大旨也。三传者之作固不可谓无补于经也。然而攻其细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遗一事之义，以日月爵氏名字为褒贬，以抑扬予夺诛赏为大用，执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则辗转生意，穿凿附会。何范杜氏又从而附益之，圣人经世之志泯矣。后此诸儒虽多训释，大凡不出三家之绪积。习生常同，然一辞使圣人明白正大之经。反若晦昧，谲怪之说可叹也已。幸而啖叔佐、赵伯循、陆伯冲、孙大山、刘原父、叶石林、陈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传之非。至其所自为说，又不免褒贬。凡例之敝，复得吕居仁、郑夹漈、吕朴乡、李秀岩、戴岷隐、赵木讷、黄东发、赵浚南，诸儒杰然欲埽陋习而未暇致详也。端学之愚，病此久矣。窃尝采辑诸传之合于经者，曰本义而间附己意于其末，复作辨疑以订三传之疑，似作或问以校诸儒之异同，二十年始就犹未敢取正于人，盖以此经之大积敝之久非浅见末学所能究也。尝谓读《春秋》者，但取经文平易其心，研穷其归，则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义，小大相维，首尾相应，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说自不能惑圣人恻怛之诚，克己复礼之旨粲然具见，而鉴戒昭矣，则是编也。虽于经济心法不敢窥测，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尔。泰定丁卯四月既望，四明程端学序。按端学又序：科诏诗以朱氏为主，书以蔡氏为主，易以程朱氏为主。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钦详为主之意，则凡程朱蔡氏之说一字不可违，必演而伸之可也。若夫许用之意则犹以三传胡氏之说未可尽主也。是则合于春秋之经者，用之可也。其不合者，直求之经意而辨之可也。谨案程子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朱子曰：《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说。今以程朱之论考正三传，胡氏其得失如指诸掌。合于程朱之论，则合于经之旨矣。故此编用三传，胡氏之有合者为本义，诸说之合者亦附见焉。其相戾者为辨疑以正之。又摘诸说之害经者，为或问以明所以去取之由。庶几士之读此经者，可因程朱以得孔子作经之微旨，又可以仰遵设科之初意，非敢苟为求异也。元统元年五月既望，程端学书。
程端《学春秋或问》十卷。按《经解序》：元四明程积斋先生尝慨《春秋》在诸经中独未有归一之说。遍索前代说《春秋》者，百三十家。沉潜紬绎者，二十馀年著《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
二十卷，《或问》十卷。经筵申请下有司锓板于集，庆路儒学南海黄佐《南雍志录》，其书而别有纲领一卷。明著书大义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论，考正三传及胡氏之得失，作本义以发圣人之经旨，辨疑以订三传之疑似或问，以校诸儒之异同，其书世有传本，然今所见则本义或问而已，辨疑阙佚不完，今刻二书而辨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学多宗象山，惟黄震史蒙卿实为朱子之学，先生与其兄畏斋师事蒙卿，尽得朱子明体达用之指，二难自为师友，方严刚正，时人以二程目之畏斋发明朱子读书之法，作读书工程，国子监尝取其书颁示校官以式学者，先生为是书一本，伊川晦庵之意遍览传说，折衷同异，欧阳圭斋言其精神心术萃在是书，朝夕改订，寝食为废，盖二先生学本紫阳，故其道问学之功精专若是也。先生名端学，字时叔，举进士第二人，为国子助教，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出为筠州，幕有循良，称畏斋名端礼，字敬叔，以荐为台州路儒学教授，元史有传，今著其略，俾读是书者有以论其世焉。
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
按廉自序。传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详而义疏，公谷义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两汉，专门各守师说，至唐啖赵氏始合三家所长，务以通经为主。陆氏纂集已为
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广大精微之学发明奥义，真有得笔削之心，而深有取于啖，赵良有以也。高宗绍兴初，武夷胡氏进讲，笃意此经，于是承诏作传，事案左氏，义取公谷之精，大纲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传及胡氏，诚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陈氏后传张氏，集注皆为全书，学者所当考而孙氏之发微，刘氏之意林权衡、吕氏之集解，与其馀诸家之议论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纷杂有非初学所能备阅者。余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心劳力，耗旧所记忆，大惧荒落而又窃观近来书肆所刊此经，类传虽多，或源委之不备，或去取之莫别，不能无憾于是，不揆谫陋，尽取诸传，会稡成编。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谷传经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传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所长也，而又备采诸儒成说及诸传记略，加梳剔于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谓之春秋诸传会通藏之家塾，以备遗忘，训子弟耳。非敢与学者道也。迩年颇有传写者弗克禁，而丰城揭恭乃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则已成功矣。书来求序，姑识于卷端与我同志，尚加订正焉。
郝经《春秋外传》五十卷。按经自序。河南苟宗道尝受学于予，时以书状从行，于是五年之间，讲肄不辍。甲子春，宗道请传春秋之学，且志其说，而无书以为据，乃以故所记忆者为春
秋外传，盖自三传之外而为是不敢自同于三传也。以春秋正经多不同乃为论，次作章句音义八卷，求圣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为纲，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书义在于事，比事而观，其义可见，乃为比类条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传之说不同，故圣经之旨不一，乃为三传折衷，俾经之大义定于一，凡五十卷，首又著三传序论，《列国》序论一卷，其间讹缺谬戾者甚众俟。变通之日取诸书以考实之，庶几有成，而见素患难之志云。大元使臣郝经谨书于旅馆，
按明金玉节序。右书郝文忠公伯常先生所著也。文忠著述数百卷，而于经学独著。《易》与《春秋》，盖《易》者，所以明进退、存亡之数，而《春秋》者，所以严君臣、上下之
义也。方文忠以元室大臣奉命使宋平章王文统忌其重名乃阴，使李璮潜师侵宋，欲激宋怒以假手害之，文忠至济南，璮以书止文忠，文忠遂以璮书闻于朝，而行宋败璮军于淮安。文忠既至宿州，乃遣副使刘仁杰参议，高翿请入国日，期于宋，宋不报。文忠遗书于宋宰相及淮帅李庭芝，庭芝复书果疑文忠矣。而是时宋贾似道，方以却敌为功，恐文忠至谋泄竟羁馆真州不使行，文忠乃上表宋主，曰愿附鲁连之义，排难解纷，岂知唐俭之徒款兵误国？不报复数，上书皆不报，驿吏棘垣钥户昼夜守逻，以恐文忠欲以动之，文忠终不屈，乃谕诸从者曰向使受命不进，我之罪也。今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我观宋祚将不久矣。汝等幸忍以待之。拘宋十有六年，丞相奉诏南伐，元主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文忠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问执行人之罪，宋乃大惧，遣总管段佑以礼送还似道。谋既泄，寻亦窜死，文忠既还阙天子，锡宴大廷，咨以政事，赏赉有差，数月以疾卒。呜呼！如文忠者信乎明于进退存亡之数，而严乎君臣上下之义者矣。谓之深于《易》可也。谓之深于《春秋》亦可也。向使文忠即不著《易》，即不著《春秋》，吾知文忠之所行无非《易》矣，文忠之所守无非《春秋》矣，而《易》与《春秋》在文忠特以其见之明守之笃者聊以寓之于书焉。尔史称文忠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及被留思托言垂后，乃著续《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书，拘宋十六年从者皆通于学书，佐苟宗道后，官至国子祭酒，今按文忠自序云苟宗道受学于予，时以书状从行请传《春秋》之学，所谓从行者，即使宋也，方是时也。旅馆寂寞，棘垣凄凉，筦钥之严如禁囚隶，守逻之威如防盗贼，而文忠于此，师弟传经讲肄不辍，非深于《易》者，其于进退存亡之数能见之若此明哉！非深于《春秋》者，其于君臣、上下之义能守之若此笃哉！知文忠之为人可以不必读《易》与《春秋》矣。知文忠之为人然后可以读《易》与《春秋》矣。呜呼！古来之注《易》与《春秋》者，众矣，如文忠之身体力行者几人哉？予故因读文忠之《春秋外传》而窃有慕乎文忠之为人也。因悉其概以附于文忠自序之后，庶几读者知所忻慕焉。崇祯十年夏，五江都金玉节元亮题。
吴师道《春秋胡传附辨》　卷。按明罗士昱序。《春秋》之有胡传也，犹《易》之有程传，朱本义诗之有朱注，《书》之有蔡传，所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传之千万世而不可磨灭者也，则辨之
亦何容辨哉？虽然胡氏之去孔子也，远，左氏公谷之去孔子也，近，或亲授于孔子，或得之子夏，其见之也明，而言之也切，胡氏尽摈而去之，而其大旨以尊王法天、安内攘外为主，其立论之正大光明足为千古纲常之所维系。即朱子亦以为天地间不可无此论，而必以一字一句尽有合于圣人立言之旨，朱子亦未尝以是许之，故其正纲常、明伦纪、尊君父、严内外，不可谓非千古之极论，而考其时事，或不免于牵强，附会以曲从己说者亦往往有之，则又不如三家之信而有徵也。婺州兰溪吴正传先生自羁丱知学即善记览，登至治元年进士第，由高邮县丞迁池州建德县尹召为国子监助教，寻升博士，其为教一，本朱子之旨而遵许衡之成、法六馆诸生，人人自以为得师，丁内忧归，以礼部郎中致仕，于《易》、《诗》、《书》有杂说，而于《春秋》则有胡传，附辨其于胡氏之。确然无疑者则遵之，其或义有未安者则辨之，大抵其说悉本于朱子，即朱子所未及者亦必以朱子所论者旁引曲證，以为折衷而无失乎朱子之旨。此辨之所以不容不辨也，此先生附辨之所为作也，新安罗士昱捷明氏书于銮江邸舍，时崇祯六年十月朔旦。
臧梦《解春秋微》一卷。按明金玉节序。稽古解经未有以微名者，曰传，曰注，曰训，曰诂，曰解，曰释，凡此类者其名不一，要未以微名者而微之名，则独见于《春秋》。《春秋》自三传而外即
有所谓左氏微者，盖丘明于内外二传之外又著一书，曰微，或曰非也。盖汉儒解左氏之书名之曰微，故曰《左氏微》，非左氏所自著也。有所谓《铎氏微者》，楚太傅铎椒之所著也。有所谓《张氏微者》，不详何人，或曰即张苍也。有所谓《虞氏微者》，赵相虞卿之所著也。是四书者皆为《春秋》而作，皆名之曰微，皆见于汉志，而其所以名之为微者，何也？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旨也，微之时义大矣哉。其在书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然则微也者所以求其道心也，而道心之与人心所争在几希之别，故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而后可以允执厥中，则所谓释其微旨者亦必求其惟精惟一，而后可以折《春秋》之中也。其在记曰致广大而尽精微，盖精之与微相为联贯，而不可须臾离者也。非尽其精不能见其微，非尽其微亦不能得其精，微之时义大矣哉。臧君梦解，庆元人也，其为人刚直廉慎，而学有渊奥，博物洽闻，为世名儒，仕元为广东肃政廉访。使以湖南宣慰副使致仕，所著书有《周官微》三卷，复有《春秋微》一卷，学者称为鲁山先生。今观其书辟先儒之疆奥，抉洙泗之心源，殆能抉幽摘隐信所谓微乎其微者也。独惜其尝举宋末进士，虽未官而宋亡，固已策名于宋矣。乃复从乡郡守内附于元，呜呼！臧子春秋之义安在乎，危乎，微乎，读其书为之喟然三叹。崇祯十年金玉节书。
李昶《左氏遗意》二十卷。按明王纳谏序。予少读书，酷嗜左氏，以为左氏者得孔氏之遗意者也。昔者班固有言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氏
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口授。弟子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向使弟子各安其意，则皆弟子之意，而非孔子之意矣。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则皆各安弟子之意，而失孔子之真意矣。夫弟子亲见孔子，得孔子之口授，即使各安其意虽或不得孔子之真意，而犹不失孔子之遗意。迨至数传而后，弟子转相授受以口，导口以耳，承耳则为弟子之弟子者，但求不失弟子之遗意足矣。安望得孔子之遗意哉！且不得孔子之遗意矣。又安望得孔子之真意哉。此左氏所以论本事而作传，谓之论事则真有其事，而非徒托之空言也。谓之论本事则真有其本事，而非假借别事以言之也。非附会众事以言之也，则左氏之书岂惟得孔子之遗意哉？固已得孔子之真意矣。虽然遗意即真意也，非真意之外别有遗意也，遗意云者即真意之所留遗者也。不得其真意即遗意不可得矣，得其遗意即真意无不可得矣。予同年友张宾王亦有左癖，与予同好，其所蓄左氏书每欲誇多于予，尝以《左腆》、《国腆》二书与予同商榷问诸世矣。近又得元人李昶《左氏遗意》一书，以示予曰此在左氏家为残脂剩膏乎？抑为琼浆玉液乎？予读而谢曰旨哉！李氏子贶我多矣。宾王笑曰不有张氏子，安从识李氏子。予又谢曰信哉！张氏子锡我渥矣。宾王曰何哉子之醉心于是书也？予乃跃然起曰子不闻班生之言，弟子各安其意乎？今读是书，予亦安予之意矣。夫书之不足以快意者必其于意有不安耳。予读之而予之意安，子读之而子之意亦必安，即使天下人读之，而天下人之意亦皆安天下人之意皆安，岂左氏之意反有不安哉？不惟左氏即诸弟子之各安其意者，读是书亦必人人之意安，即使质之孔子，孔子之意亦无不安，盖必亲随诸弟子，后亲见左氏受经于孔子，彼言之，吾听之彼书之，吾解之，故能得左氏之遗意，得左氏之遗意即可以得孔子之遗意，得其遗意而岂复有失其真之虑哉？昶字士都，东平须人。父世弼从外家受孙明。复春秋，得其宗旨，故昶春秋之学有所自来，然其后也父子之论各自殊涂兴定，二年，父子俱廷试昶以《春秋》中二甲第二人，其父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贬各异，时人以比向歆，歆之欲立左氏虽与向异，好要其经，学实自向传之，故其根柢深而源流远，吾于昶亦云，遂与宾王序而行之，亦李氏之遗意也。学者因李氏之意以求左氏之意，并以上溯孔氏之意，则庶乎不失其真矣。
袁桷《春秋说》　卷。按明罗士昱序。元时著《春秋》者数十家，而其最著者不过十馀家，如郝君经、吴君澄、齐君履谦、胡君一桂、吴君莱、胡君炳文、臧君梦解、李君昶、吴君师道、陈君
深。程君端学，黄君泽之，属其书多传于世，即世人不能尽见，而一二藏书家犹往往珍护爱惜，恒存一连城不易之意，而好学者亦或不惮踰涉险阻之劳，以求一读之而后快又甚者，乞为抄写转相传述，因得以流行而吝者则终其身，不一假阅，复戒其子孙，以借人为不孝则书之，有幸有不幸也。元迄今不过三百馀年，而其书遂已不能尽传，致使作者之心思徒耗费于萤窗雪案之下，当时必自以为得圣贤真精神之所在，而后著之为书，即使其不必尽是而苟非有吊诡好怪之心，则其说必有一二可采，况其人皆一代英伟杰出之士，或为名臣，或为硕儒，则其冥心潜虑与夫广搜博捃之思将以翼前圣而示来兹，而如其不传则后人虽极其爱慕想望，其议论咳吐而亦末如之何也。伯长袁先生桷庆，元人也。童子时即举茂才异，等稍长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间，阎复程文，海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讨，官历翰林直学士，至治元年迁侍读学士，泰定初辞归先生，自入翰林，时国家初建，南郊先生进十议，礼官咸服，其博多采，用之又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凡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而其著述则有《易说》、《春秋说》二书，往往有心购求，欲一见之不可得，偶从书肆残编断简中得抄本数册，乃先生《春秋说》也。细阅之，虽蠹蚀鼠啮之馀残缺殊多，而篇卷次第一毫不爽，喜而售之，归损者补之，疑者阙之，行将新诸剞劂氏而姑识其由，以弁于简端，崇祯十二年呈，次罗士昱书。
黄泽《春秋解》　卷。按明金九畴序。吾乡赵东山汸著《春秋师说》三卷，其议论之精微，识见之超卓，诚足上翼圣经远迈贤，传为百世不刊之书也。东山于《春秋》多所著述而独此
一书名为师说。夫所谓师说者，其师楚望黄先生泽之说也。东山受学于楚望。楚望六经之学无不淹通，东山独得其春秋之传，故于其师之说能备述之甚详且精，即其自为说也。复能破其藩篱，抉其疆奥而仍不悖乎，其师立言之旨甚哉？东山之能述也。而吾因以想见楚望之学，其渊微纯粹，又当何如也？述其师之说者如此，使其师之自著其说又可知也。已一日于姻翁程廷光家得而读之，因益叹东山之渊源，信为有自，而楚望之视东山真不啻泰山之领群岫也。楚望生有异禀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其于名物度数，考覈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作易与春秋二解，又作三礼祭祀述略，方其作易与春秋二解也。始常梦见孔子亦以为偶然耳。既复屡梦见之，最后乃梦孔子手授所较六经，字画如新。由是深有感发，始悟所解，经多徇旧说为非，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以为去圣久远，经籍残缺。传注家率多傅会。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以窥见圣人之本真，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馀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自言每于幽閒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蒙，如示诸掌，然后由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间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故其解春秋也。以明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覈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馀。通以明古今礼俗不同，见虚辞说经之无益，尝谓学者必悟经旨废失之由，然后圣人本意可见。若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又惧学者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发乃复作易。滥觞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然则楚望之用力于易与春秋者，其心良苦矣。至其于礼学，则有礼经复古正言其辨。释诸经则有六经补注。其诋排百家，则有翼经罪言。史称近代覃思之学，推为第一有以哉。吴文正尝观其书，以为平生所见明经士鲜能及者，叹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楚望雅自慎重，未尝轻与人言。或讽之曰：以君之学自閟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楚望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谓区区人力所能致耶？呜呼！楚望之所见如此，则孔子之亲授六经实其精诚之所感召，岂徒托之梦寐杳冥之事哉？我虽不得梦见孔子，今吾读楚望书如见楚望矣。楚望尝作《思古吟》十章。今吾读楚望书，亦思楚望矣。赵东山可作其能为我于楚望前一通其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