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五十八卷目录

经籍典第一百五十八卷

诗经部艺文二

《周南诗次解》宋·王安石

王者之治始之于家，家之序本于夫妇正。夫妇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关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于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职尽矣，则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求贤审官者非所能，专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贤审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则于其内治也，其能有嫉妒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无嫉妒而逮下则子孙众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孙众多，由其不妒忌则致国之妇人亦化，其上则男女正婚姻，时国无鳏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国无鳏民，然后好德贤人众多，故次之以《兔罝》。好德贤人众多，是以室家和平妇人，乐有子则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于国之妇人乐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国江汉之人无思犯礼，此德之广也，故次之以《汉广》。德之所及者广则化行乎？汝坟之国能使妇人闵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坟》。妇人能勉君子以正，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关雎》之应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诗论》苏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礼之法曰：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驱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噫。礼之权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则人不敢触死以违吾法。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今吾告人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彼遂从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将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顾，则人之好色与怨其君父兄之心，将遂荡然无所隔限，而易内窃妻之变与弑其君父兄之祸，必反公行于天下。圣人忧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好色之不绝，而怨之不禁，则彼将反不至于乱。故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礼》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无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观《国风》婉娈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怨伤诟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观之曰：圣人固许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许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则彼虽以虐遇我，我明讥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则吾之怨亦得当焉，不叛可也。夫背圣人之法而自弃于淫叛之地者，非断之不能也。断之始，生于不胜，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夫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故舟者，所以济桥之所不及也。吁。礼之权穷于莫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之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彊人，而有《诗》焉。吁。圣人之虑事也益详。

《诗论》苏轼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难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春秋》之严矣。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诗传》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已劳矣。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雷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当时之事。则夫《诗》之意，庶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诗经对策》〈问小雅周之衰〉前人

诗之中唯周最备，而周之兴废于《诗》为详，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之间，而施及乎君臣之际，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刘、文武创业之艰难，而幽厉失道之渐，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礼乐文章之备，存乎颂。其愈削而至彝于诸侯者，在乎《黍离》，盖周道之盛衰可以备见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夫周虽衰，文武之业未坠，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故虽怨刺并兴而未列于国风者，以为犹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季札观周乐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谓衰者，盖其当时亲见周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谓盛者言，文武之馀烈历数百年而未忘，虽其子孙之微而天下犹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周之衰，虽君子不能无怨，要在不至于乱而已。文中子以为周之全盛不已过乎，故通乎二子之说，而小雅之道备矣。谨对。

《既醉备五福论》前人

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富贵安逸者，天下所同好也，而君子独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贵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贫贱劳苦者，天下所同恶也，而小人独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贫贱劳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独享天下之大利而不忧，使天下为己劳苦而不怍，耳听天下之备声，目视天下之备色，而民犹以为未也，相与祷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长有吾国也。又相与咏歌而称颂之，被于金石，溢于竹帛，使其万世而不忘也。呜呼。彼君子者，独何修而得此于民哉。岂非始之以至诚，中之以不欲速，而终之以不懈欤。视民如视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贤者，是谓至诚。至诚无近效，要在于自信而不惑，是谓不欲速。不欲速则能久，久则功成，功成则易懈，君子济之以恭，是谓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于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于此矣。《既醉》者，所王之诗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说者以为是诗也，实具五福。其诗曰君子万年，寿也；介尔景福，富也；室家之壸，康宁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终，考终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乐，而天下安之，以为当然也。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将有以致之。不然，民将盻盻焉疾视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独乐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独言民之闻其作乐见其田猎而欣欣，此可谓知本矣。

《前题》苏辙

善夫。诗人之为《诗》也。当成王之时，天下已平，其君子优柔和易而无所怨怒，天下之民各乐其所。年谷时熟，父子兄弟相爱，而无有暴戾不和之节，莫不相与作为酒醴，剥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与宴乐而不厌。诗人欲歌其事，而以为未足以见其盛也，于是推而上之，至于朝廷之间，见其君臣相安而宗族相爱。至于祭祀宗庙，既事而又与其诸父昆弟皆宴于寝旅，酬下至于无算爵，君臣释然皆醉。为作《既醉》之诗以美之。而后之传《诗》者，又深思而极观之，以为一篇之中，而五福备焉。然愚观于《诗》、《书》，至《抑》与《酒诰》之篇，观其所以悲伤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惩切戒于后者，莫不以饮酒无度、沉湎荒乱、号呶倨肆以败乱其德为首。故曰：百福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于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妇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极尽至。愚请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养生之人，深自覆护雍闭，无战斗危亡之患，而率至于不寿者何耶。是酒夺之也。力田之人，仓廪富矣，俄而至于饥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药饵石，无风雨暴露之苦，而常至于不宁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带钩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于失德者何耶。是酒乱之也。四者既具，则夫欲考终天命，而其道无由也。然而曰五福备于《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与饮酒欢乐于下，而君臣乃相与偕醉于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礼。缪戾之气不作于心，心和神安，而寿不可胜计也。用才有节，御己有度，而富不可胜用也。寿命长永，而又加之以富，则非安宁而何。既寿而富，身且安矣，而无所用其心，则非好德而何。富寿而安，且有德以不朽于后也，则非考终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能观《既醉》之诗，以和平其心，而又观夫《抑》与《酒诰》之篇，以自戒也，则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极可以远却。而孔氏之说，所以分而别之者，又何足为君子陈于前哉。

《将仲子》杨时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为不违民而已，夫共叔段缮甲治兵，国人说而归之，而诗人以刺庄公，何也？曰叔段以不义得众，其失在庄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义以正众，使众知义，则虽有不义者，莫之与也。虽有僭窃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说而归之哉？民说而归之，则其取之也，固不说矣。故庄公虽以仲叔为可怀，而终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文王固尝行之矣。叔段得众而民说则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众以不义也，则民化而为不义，不义则后其君矣，勿取，则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前人

仁且有礼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国人之所说而归之也。虽使之一天下朝诸侯无不可矣。而诗犹以为不义得众，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礼义消亡，政教不明而国俗伤败，故人之好恶不足以当是非，而毁誉不足以公善恶，则其所誉而好之者未必诚善也，所毁而恶之者未必诚恶也。叔段不义而为众所说者亦以衰俗好恶、毁誉不当其实故也，然则所谓仁者岂诚有仁哉？所谓礼者岂诚有礼哉？所谓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而礼者节文，斯二者而已。庄公之于叔段以仁言之则兄也，以义言之则君也，彼诚仁且有礼矣，则孰肯遗而后之哉？以是观之，则俗之所好恶可知矣。

《狡童》前人

不与我言兮，是弗与治天职也。不与我食兮，是弗与食天禄也。为人臣任君之事，然后食君之禄者，义也。故弗与治天职则其忧至于不能餐，弗与食天禄则贤人不得复与国事，嘻！又甚矣。故其忧至于不能息也。

《跋韩婴诗外传》洪迈

《艺文志》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书，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馀字。予家有其书百卷，第二章载孔子南游适楚，见处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汉广游女》之章，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

《题印山罗氏一经集》周必大

六籍火于秦，《易》，𦅸卜筮传者不绝；《诗》，讽诵人口，非专竹帛，故二经独赖以全本。朝大儒欧阳公犹致疑于系辞，则其专心致志者《诗》而已。盖尝因毛郑笺传为之《图谱》，议者谓公生平温柔忠厚，兹有助焉。今江西通经之士固多，而诗学犹盛于庐陵，印山罗氏又其渊薮，三岁举于乡，殆无虚榜，六十年间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经明必行修，岂徒解颐拾青紫而已？他日采诗之官，出观风俗，考得失，使温柔忠厚之教不在乎他邦，非大成欤？予虽老尚及见之。〈绍熙四年十一月七日〉

《诗辨》王直

圣人垂训于方来也，其见诸言行之间者，既周且详而尽心焉者，于六经尤著焉。六经非圣人之所作，因旧文而删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传，所以明阴阳变化之理。《书》因典谟训诰之文而定之，所以纪帝王治乱之迹。《春秋》因鲁史之旧而修之，所以明外霸内王之分。《诗》因列国歌谣风雅之什而删之，所以陈风俗之得失。《礼》所以著上下之宜乐，所以导天地之和皆切于日用，当于事情而为万世之准则也。其于取舍用意之际，似宽而实严，若疏而极密，故学者舍六经无以为也，奈何？秦焰之烈，燔灭殆尽，至汉尝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传于老生之所记诵，或出于屋壁之所秘藏。记诵者则失于舛谬，秘藏者未免于脱略，先儒因其舛谬脱略复从而订定之，务足其数，而以己见加之，其阙者或伪为以补之，或取其已删者而足之，其受祸之源虽同，而《诗》为尤甚。夫诗本三千篇，圣人删之十去其九，则其存者必合圣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畅道德者也。故圣人之言曰兴于诗教，其子则曰不学《诗》无以言，与门弟子语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至于平居雅言亦未尝忘之。《诗》之为用矇瞽之人习而诵之，咏之闺门，被之管弦，荐之郊庙，享之宾客，何所往而非诗邪？后世置之博士以谨其传为用，固亦大矣。则其温厚和平之气，皆能发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郑卫淫奔之诗，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数，遂谓圣人之所删，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竖贱隶之所羞，道圣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辞者，何所兴言之？复何加邪？学之何益？于德诵之闺门，乌使其非礼勿听，邪被之管弦，荐之郊庙。飨之鬼神，燕之宾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圣人有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然思且无邪见于言者，又何盭邪？假使圣人实存之，则其所删者又必甚于是耶？或曰圣人存之者，盖欲后世诵而知耻，所以惩创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据事直书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隐，及其成也，皆知畏惧，《诗》之为意岂外是哉？嗟乎！举善之是尚恶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国史》也。备列国之事必欲见其葬吊，会盟、聘享、征伐、嫁娶之节，阙之则后世无所传，无所传则后世无所信，故备书之而用意之深，则在明褒贬于片言之间也。然《诗》既为民间歌谣之什，遗其善固不可失其恶，又乌害于道乎？由是论之，则淫奔之诗在圣人之所删盖必矣。且张载、子厚尝论卫人轻浮怠惰，故其声音亦淫靡，闻其乐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郑为尤甚矣。夫圣人教人以孝、弟、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嘱之，何乃以淫靡之乐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论为邦亦曰放郑声，然则揆之于理，据之于经，考之于圣人之言，虽有仪秦之辨，吾知其叛于理而失圣人垂训之意矣。

《诗序论一》章俊卿

《诗序》之坏《诗》，无异三传之坏《春秋》。然三传之坏《春秋》而《春秋》存，《诗序》之坏《诗》而《诗》亡。三传好为巧说以坏《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学自相弹射，后儒又有啖赵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颇知三传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犹存。若乃《诗序》之作既无学三家者以攻之，又无后儒以言之，俗学相传以为出于子夏，妄者又直以为圣人作也，彼求其义者亦只就序中求之，学者自儿童时读诗即先读序，已入肌骨矣。呜呼！《诗》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圣人复生可以行于后，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生不可与世人辨也。然则《诗序》之为害，比之三传，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诗，谓之《周南》、《召南》，此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诗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东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东西方，诸侯于地得其诗，故以为名二南之义，盖出于此。彼序诗者乃以《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系之二公，则遂以其诗皆为文王之诗，见《关雎》、《葛覃》，妇人之诗，则遂以他诗亦皆出之妇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则以为后妃，在召南则以为夫人，岂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诗所言后妃夫人多无义理，其间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诗云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夫肃肃宵征者，远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诗之此语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惮劳役之意，岂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实命不犹此，无疑其为使臣勤劳之诗也。今其序乃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不知进御于君何用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为哉？又何用抱衾与裯而往乎？注云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进御之次序，疏云虽君所有裯亦当抱衾，裯而往学，经不知理，乃至于此，岂不贻有识者之笑？《汝坟》曰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殷其雷，曰振振君子，归哉归哉，皆其室家，思见君子之辞而勉之以正，劝之以义，吾未见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讼？又安得有女怀春而吉士诱之？如《野有死》麇之辞。谓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妇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妇人果皆正洁，则亦如汉上之女不可犯，安得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之语，序于此为说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恐无礼委曲讳护，亦已劳矣。予谓不然。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而亦有刺诗，不惟西周之诗，而汉广之游女不可求，国风无以异也，何以辨之？据《何彼秾矣》一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曰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齐侯，乃以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与书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明指，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云东宫之妹，邢侯之姨。颂鲁僖公云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无肃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棠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车何不肃雍乎？是讥之也。今其序反曰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变白为黑，于理安乎？观此一篇之义，则二南之诗与夫三百五篇坏于《诗序》，暗昧磨灭礼义殆尽矣。夫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今人为二南而反面墙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秾矣》之诗若是东周之诗，何不列之于王？《黍离》而列之于此乎？曰为诗之时，则东周也，采诗之地，则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诗，而列于东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诗序之非是矣，借无《诗序》，后世知诗为何义，且其序行之数百年，彼岂无据？而云曰圣人删诗不为之序，非不能为之也，正使学者深味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传亦自得也，不幸汉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诗，始无传焉，且彼又乌有据哉，不过多据左氏之说尔。左氏亦自诬妄不足信，以妄传妄反可信乎？其他无可据者又只于诗中求之，如见小星之实命不同，则云知其命有贵贱，见《何彼秾矣》云曷不肃雍，则云以成肃雍之德。浅陋之见止如此。他何所见乎？呜呼！齐女文姜嫁于鲁鸟，兽之行，终以弑夫灭国。《春秋》屡书为戒万世，彼则刺郑，忽云齐女贤而不娶齐桓公之霸，正讥其无救卫之功，惟书城楚丘以讥之，彼则云齐桓公攘楚而封之，国人思厚报之。若此之类，背理乱教为甚，世人乃酷信之，《诗》乌得而不亡乎？然此无他学者不深于《春秋》，故诗义无自而见，《诗序》无由，知其谬也。

《诗序论二》前人

以《诗序》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诗序》为卫敬仲所作者，自范晔之言始，愚尝以《诗序》考之，文辞淆乱，知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记》作于司马氏，而日者等传，褚先生实补之。《汉史》作于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实续之，然则《诗序》之作谓专出于一人可乎？姑试论之诗有六义，一曰风，至六曰颂，则见于周官太史之所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则见于戴经之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遗王名之曰《鸱鸮》，则见于书之金縢。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见于戴记之缁衣。文公不能使高克将兵而禦狄于境，则见于《春秋》之左氏传，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则见于左氏之《国语》，持辞引援，往往杂出于传记之文，而谓一人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晔之言；为敬仲所作，则未必非子夏，然则《诗序》果作之谁乎？昔昌黎议诗有曰，子夏不序诗，然后知《诗序》非子夏所作，实出于汉之诸儒也。

《序诗之次论》前人

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自周而下，十有馀国，编比先后，旧无明说。欧阳氏曰周南、召南、邶鄘、王、卫、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鄘、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诗正风，《周南》、《召南》，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风变，故次之以邶鄘。卫，卫一国也，而三其名志卫，首恶灭与国也。诸侯相并王迹灭矣，雅亡而为一国之风，故次之以王。王制不足以统临天下，而畿内之诸侯若郑者亦自为列国，故次之以郑。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伦乱，故次之以齐。天下之风，至此则无不变之国。魏，舜禹之都；唐，帝尧之国，其遗风虽存，今亦变矣，故次之以魏、唐。先代之风化，既泯天下，相胥而移矣，故次之以秦。西秦之化，行圣王之流，风尽矣。陈舜之后，风化所厚也，圣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风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陈。人情迫于危亡，则思治安，故思治者乱之极也，故次之以桧。曹乱既极，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盖尝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言变之可正，所以识王业之兴也，王业成而为政于天下，故次之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叙也。天下之治始于正风，以风天下，其终也，功德可以告于神明，终始之义也，故次之以颂。颂之有鲁，盖生于不足也，商则颂前代之美，不可废也，故附于其后。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请观周乐于鲁，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陈在唐后，不能无差，盖是时诗未叙于圣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时盖六十有二年。
《卫宋诗序说》叶梦得
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馀矣。且宏诗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不可不论也。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于《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禦狄于境，陈其师旅，翱翔于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其文全出于《左传》，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吾所谓专取诸书所言也。《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邦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诗。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复互见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婉转，附经而成其义也。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诗，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毛诗说》前人

汉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于子夏，时齐鲁韩三家皆立于学官，独毛氏不得立，惟河间献王好古，博见异书，深知其精，中兴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众、郑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学者，翕然称之。今观其书所释《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公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毛最后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说，多从齐鲁韩，迨至魏晋有《左氏》、《孟子》、《国语》诸书證之，然后学者舍三家而从毛氏，故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从韩氏之说，则二南商颂皆非治世之音；从毛氏之说，则《礼记》、《左氏》无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诗独存于世也。

《跋朱子诗序辨说》

《辅广

释文》载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隋经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宏更加润色，至于以为《国史》作者，则见于大序与王氏说，然皆是臆度悬断，无所据依，故先生直据后汉儒林传之说而断以为卫宏作，又因郑氏之说以为宏特增广而润色之，又取近世诸儒之说以为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为后人所益者，皆曲尽人情事理，至于首句之已有妄说者，则非先生阅理之明、考义之精不能及也、至论《诗序》本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知其出于后人之手而不尽信，亦得其情，又论毛公引之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云者，则可见古人于经，则尊信而不敢易，视于己说，则谦虚推托不敢自决而有待于后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则出于率，《易不思遂启后人穿凿迁就之失以至于上诬圣经而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呜呼可不戒哉？可不谨哉？或曰：子之责夫毛公者当矣，而晦翁先生又生于数千年后乃尽废诸儒之说，而遂断小序为不足据者，何哉？予应之曰：不然。先生之学始于致知格物，而至于意诚心正，其于解释经义工夫至矣，必尽取诸儒之说，一一细研，穷一言之善无有或遗，一字之差无有能遁，其诵圣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语一般，盖其学已到至处，能破千古疑，使圣人之经复明于世。然细考其说，则其端绪又皆本于先儒之所尝疑而未究者，则亦未尝自为臆说也。学者顾第勿深考耳，观其终，既已明知小序之出于汉儒，而又以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證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之说，则其意之谨重不苟亦可见矣，岂可与先儒之穿凿迁就者同日语哉？

《韩诗说》范处义

雨无正，韩氏作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窃谓韩诗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后人见诗中有正大夫离居之语，故加二句且牵合以为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史克作颂，见之《诗序》，韩氏乃曰奚斯作《鲁颂》，而班固《西都赋序》，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皆云奚斯。颂鲁，扬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尝睎正，考父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父意谓尹吉甫颂周正，考父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庙》，非作《鲁颂》也。韩氏之传授妄矣。

《吉日诗图跋》楼钥

此图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是时六经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沧浪录旧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壮士驱群丑；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当车中以执辔，主将居左，必择勇者为右，此画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晓也。

《朱子诗集传序说》元·郝经

古之为诗也，歌诵弦舞、断章为赋而已矣。传其义者则口授传注之学未有也。秦焚诗书以愚黔首，三代之学几于坠没。汉兴诸儒掇拾灰烬，垦荒辟原，续六经之绝绪，于是传注之学兴焉。秦焚《诗》、《书》尤重，故传之者鲜，《书》则仅有济南伏生，《诗》之所见所闻所传，闻者颇为加多，有齐鲁毛韩四家而已，而源远末分，师异学殊，更相矛盾，如《关雎》一篇，齐鲁韩氏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毛氏则谓后妃之德，风之始，盖毛氏之学规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风，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说不行，毛诗之诂训传独行于世，惜其阔略简古不竟其说，使后人得以纷更之也。故滋蔓于郑氏之笺，虽则云勤而义犹未备，总萃于孔氏之疏，虽则云备而理犹未明，呜呼！《诗》者，圣人所以风天下之书，也其义大矣，性情之正义，理之萃已发于中，中节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遗烈，治乱之本源，王政之大纲、中声之所以止也。天人相与之际、物欲相错之际，欣应翕合，纯而无间。先王以之审情，伪在治忽事，鬼神赞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观民设教，闲邪存诚，圣之功也。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圣之用也。正适于变，变适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称诵，刺而讥贬，春秋之义也。故诗之为义，根于天道，著于人心，膏于肌肤，藏于骨髓，庞泽渥浸，浃于万世，虽火于秦而在人心者，未尝火之也，顾岂崎岖训辞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尽之哉？而有司设规，父师垂训，莫敢谁。何以及于宋欧阳子始为图说？出二氏之区域，苏氏、王氏父子继踵驰说，河南程氏、横渠张氏、西都邵氏远探力穷而张皇之，逮夫东莱吕伯恭父集诸家之说为《读书记》，未成而卒，时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乃为诗作传，近出己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釐训诂之弊，定章句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而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则自孔孟及宋诸公格言具载之，毛郑以下不论其旨微矣，是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大行台。尚书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传永久，书走保下，属经为序经，喜于文公之传之行与学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论著，以冠诸端。

《题郑夹漈诗辨妄》朱德润

莆田林子发氏携宋郑夹漈先生《诗传训诂》谓德润，曰先生昔在闽中，紬绎之暇，集为此书，其间摘诗传之幽隐、辨事物之名义，真所谓发宋儒之所未发者，于是以校定是本，俾德润读之。愚按慈溪黄氏，谓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质、夹漈郑公樵去美刺以言诗，又尝于郑传取其切于诗之要者，以备集传矣。独惜当时门人学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参会，折衷之以见全书之有补于学者。噫！汉儒专门训诂一经之旨，扬镳分路，使后世学者莫适，而经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诸儒出，然后诸经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载籍《诗传》自伊川、欧、苏诸先生发其理趣，南渡后李迂仲、张南轩、吕东莱、戴岷隐、严华谷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学者咸宗朱氏者，岂非以其义明理畅足以发诗人比兴之旨趣，辞简意备足以广诗人赋咏之性情乎？至于诗篇之可以被之音乐者，仍按《周礼》。太师谓风雅颂者，声音部分之名赋比兴者，作诗之体制也。今观郑氏传引山川、草木、虫鱼之辨五音、六律、六吕之所谐，诚可以发挥后学之未究而涣明千载之微辞奥义者也。如以雀无角为雀之角，以龙盾之合为二盾之卫露，彼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蹢为江豚之豕。豳之风雅颂为四器，十二器之声合，其他如国风、二雅、三颂，名物度数毫分釐析，岂非诗传之大备乎？善乎？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德，润于朱郑之学有得焉，盖朱氏之学淳，故其理畅；郑氏之学博，故其理详。学
者不可不兼该而并进也，理以明之，义以析之，则斯传也当相为引用而讽咏之，兹亦后学之所深愿与？

《前题》虞集

圣人之教人，盖以《诗》为学矣。孔子说《烝民》之诗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终身也，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之所以明道体也。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之所以说诗也，是以程子之于诗也。尝默掇一两字而诵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学者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以三百篇令之歌舞，恐未《易》晓，欲别作《诗》，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其意一也。圣贤之于诗，将以变化其气质，涵养其德性，优游餍饫、咏叹淫泆使有得焉。则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习与性成庶几学诗之道也。汉儒有保存遗经之功，而亦不无专门训诂之失，儒先君子知，岂不足以知之？而罕见于言者，岂非有得于此？则彼穿凿缠绕之说，自有所不得行乎？诸经皆然，盖不止于《诗》也。齐鲁韩诗不传，而毛氏独存，言诗之家千数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欧阳子疑《诗序》之非而著本义，苏栾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犹存其首句，譬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滞而端亦微见矣。渐而清，通沛如江河，后因于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远矣，亦有其时也。至朱子诗传之出，然后悉屏去大小序，别为一编，存而不废以待考辨，即经以求，其故自为之说，而天下学者从之，国家定以为是，然后其说与圣贤之言诗者合，而学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尝从《诗》，师得郑氏经说，以为大序不出于子夏，小序不出于毛氏，盖卫宏所为，而康成之为说如此，心窃异之，欲求其全书不可得，中岁备员劝讲，有阿鲁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为同官，始得其录本而读之，见其说风雅颂之分，盖本诸音节之异于比兴赋也。训诂多不得兴之说而为序者，掇拾傅会，以愚惑乎后之人，鸟兽草木之中，天文地理之说，或疏或缪，非一端也。剖晰训诂之旧痛快决裂，无复遗蕴，向之所谓缠绕穿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能终卷也。盖窃感郑氏去朱子之乡若是其近，以年计之不甚相远，门人学者里闬相错而不通见于一时，何哉？虽各自为说而多同者，岂闽多贤人学者？老于山林尝有其说未达于外，而两家各有所采乎？将二氏之卓识，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于相谋，而有合于世远地广未之有考也。西夏干公克庄尝以礼经举进士，如左榜汉生者，考官见其博赡，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为明经之士，其佥宪淮西也，以项氏易玩辞足补程朱之遗谂于集也。为序其说而刻之，自南行台而贰闽宪也。以为闽在山海之间，岂无名家旧学咨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郑氏之诗，即使录以来示且曰果可传也，略为我序之故，著其说如此。又曰求诸郑氏之子孙、夹漈之手笔，犹存书五十馀种，故御史中丞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阅海货于泉南，观于郑氏，得十数种以去，将刻而传之，马公剔釐清要出入台省，席不暇煖，未及如其志而殁。泰定中，故太史齐公履谦奉使宣抚治闽，亦取十馀种，将刻而传之。太史还朝不一二年而殁，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无能承其先志者乎？吾闻闽人刻书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极乎？四海其间亦有缪妄，未经论定，在所当禁者，观风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于博洽有用之说则在于今日矣。

《孔子删诗辨》苏天爵

太史公云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一十
一篇，是则秦火之馀诗亦为完书矣。而凡经传所引逸诗，是皆孔子所删二十七百馀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未尝言删诗也。至赵氏孟子题辞，始有删诗之说，而晋世所传孔氏书序亦言删诗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后，夫以周之列国，若滕、薛、许、蔡、邾、莒，其与陈、魏、曹、桧地，丑德齐而独无一诗之存，何也？将有其诗而夫子删之与？当季札之聘，鲁请观周乐，于时，夫子未删诗也。自雅颂之外，其十五国风尽歌之，今三百篇及鲁人所存，无加损也，其谓夫子删诗，其可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