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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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典第一百五十二卷

诗经部总论四

《朱子全书一》《诗纲领》
大序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以析卫为邶鄘。卫曰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卫有卫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诗有鄘音者系之鄘，有邶音者系之邶。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又云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
问王风是他风，如此不是，降为国风，曰其辞语可见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辞庄重，与风异。
器之问风、雅与无天子之风之义，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似乎大约是如此，亦不敢为断然之说。但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体，如今人作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今且就诗上理会意义，其不可晓处不必反倒因说。尝见蔡行之举陈君，举说《春秋》云须先看圣人所不书处，方见所书之义，见成所书者。更自理会不得，却又取不书者来理会，少间，只是说得奇巧。
《诗》有是当时朝廷作者，雅颂是也。若国风乃采诗者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耳。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从。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情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故曰《诗》可以观也。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却因《周礼》说豳诗有豳雅、豳颂，即于一诗之中要见六义，思之皆不然。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调，又可用颂底腔调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断，今只说恐，是亡其二。
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谈，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耳。若鹑之奔奔相鼠等语却是讥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语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说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伯恭坚要牵合？说是然恐无此理，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
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说便是说实事，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此所以谓之比，大率诗中比、兴皆类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
诗之兴全无巴鼻〈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皆是此体。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丳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却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会得这个，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言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当了。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观矣。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曰觉旧说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有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见得，看所说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
诗才说得密，便说他不著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说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说他做，小序不会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著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诗之兴是劈头说那没来由底两句，下面方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似而今閒泼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燕飨时常用底叙宾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又曰诗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诗有诗中分明说是某人某事者，则可知其他不曾说者，而今但可知其说、此等事而已。韩退之诗曰《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言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剌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遂至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后世但见《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有解说不通，多为饰辞以曲护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性情之正？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说，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底人说。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答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涩。《诗序》亦有一二有凭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说了，又几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说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说著地，如何说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说，及后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證据。某云无證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谬戾辨之颇详。问：先生说诗率皆叶韵得，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自然叶韵，方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韵，因举王制，及老子叶韵处数段。又曰：周颂多不叶韵，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叹即和声也。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通，古人音韵宽，后人分得密，后隔开了《离骚》，注中发两个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纫秋兰以为佩，后人不晓，却谓只此两韵，如此某有楚词叶韵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或问：吴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多者引十馀證，少者亦两三證。他说元初更多，后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因言商颂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吴氏云严，字恐是庄字，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某后来因读楚辞《天问》，见严字都押入刚字，方字去，又此间乡音严作户刚，反乃知严字自与遑字叶。然吴氏岂不曾看楚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阋于墙外，禦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吴氏复疑侮当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训戎为汝，如以佐戎辟，戎虽小子，则戎、汝音或通，后来读常武诗有云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则与汝叶明矣。
器之问诗曰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徒和诗，犹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坏了诗。读诗之法且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盖言白华与茅尚能相依，而我与子乃相去如此之远，何哉？又如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只是说云汉，恁地为章于天，周王寿考岂不能作人也？上两句皆是引起下面说，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须深求，只此读过便得。
问以诗观之，虽千百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此而已，更无两般。曰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样人情。释氏之说固不足据，然其书说尽百千万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髣髴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虽说不用旧说终被他先入，在内不期，依旧从他去。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玩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著，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说。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见公每日说得来乾燥，元来不曾熟读，若读到精熟时，意思自说不得，如人下种子，既下得种子，须是讨水去灌溉他，讨粪去培拥他，与他耘锄方是下工夫养他处，今却只下得个种子了便休都无耘、治、培养工夫，如人相见，才见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谈，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与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这个贪多不得，读得这一篇恨不能常熟，读此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贪多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读第二篇了便要读第三篇，恁地不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厉声说〉。须是杀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读书。
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苏明允说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说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说直到底不可移易。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说未明，曰向来看《诗》中郑诗、邶鄘、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宾客，此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又问诗无邪之义，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诗中此言所谓无邪者，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若以为皆贤人所作，贤人决不肯为此，若只一乡一里中有个恁地人专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于皆欲被之弦歌，用之宗庙，如郑卫之诗，岂不亵渎用以祭幽厉、褒姒可也？施之宾客、燕飨亦待好，宾客不得，须卫灵陈幽乃可耳。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创，可以观者见一时之习俗如此，所以圣人存之，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美恶，非谓皆贤人所作耳。大序说止乎礼义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后人托之，仍是不识义理、不晓事，如山东学究者皆是取之《左传》、《史记》中所不取之君，随其谥之，美恶有得，恶谥及传中载其人之事者，凡一时恶诗尽以归之，最是郑忽可怜。凡郑风中恶诗皆以为刺之伯恭，又欲主张小序煅炼，得郑忽罪不胜诛，郑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时他却须结齐国之援，有以钳制祭仲之徒，决不至于失国也。谥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顷，便将《柏舟》一诗硬差排为卫顷，公便云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无分疏处，愿而无立，曰僖衡门之诗便以讥陈，僖愿而无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会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伯恭只诗纲领第一条便载上蔡之说。上蔡费尽词说，只解得个怨而不怒，才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辩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说，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剌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说，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隐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以上语类三十一条〉。
蒙别纸开示说诗之意尤详，因得以窥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于左右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故今学者必以声求之，则知其不苟作矣。此论善矣。然愚意有不能无疑者，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其器、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则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然犹曰兴于诗、成于乐，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多。仲尼所谓思无邪，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诚以诗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后诗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钟鼓之铿锵而已，岂圣人乐云乐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馀年，古乐散亡，无复可考，而欲以声求诗，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人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协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诚既得之，则所助于诗多矣，然恐未得，为诗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则今之所讲得毋有画饼之讥乎？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讽咏以求之性情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后可得而言顾所得之浅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则声为律，而身为度箫韶二南之声，不患其不作此，虽未易言，然其理盖不诬也。不审以为如何二南分王者诸侯之风，大序之说恐未为过，其曰圣贤浅深之辨，则说者之凿也。程夫子谓二南犹易之乾坤，而龟山杨氏以为一体而相成其说，当矣试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当时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应似亦不可专以为乐声之应，为言盖必有理存乎其间，岂有无事之理、无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则事在其中矣〈答陈体仁〉。
苏氏陈灵以后，未尝无诗之说，似可取而有病，盖先儒所谓无诗者固非谓诗不复作也，但谓夫子不取耳。康节先生云自从删后更无诗者，亦是此意。苏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于集传中引苏氏之说而系之，曰愚谓伯乐之所不顾则谓之无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则谓之无诗可矣，正发明先儒之意大抵二苏议论，皆失之太快，无先儒惇实，气象不奈咀嚼，所长固不可废，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国风次序恐宋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诸先生皆言之，故集传中不敢提起，盖诡随非所安，而辩论非所敢也〈答范伯崇〉。
诗体不同，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然必其事之犹可言者，若《清人》之诗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徵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辩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邶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而风雅之篇，说者又有正变之别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与乐记合则是诗之为桑间，又不为无所据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邶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孔子之旧矣。夫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是或见于序义，或出于传记，皆有可考，至于变雅，则固已无施于事，而变风又特里巷之歌谣，其领在乐官者，以为可以识时变、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宾客耶？盖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其与先王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则固不嫌于庞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庞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而文以风刺之美说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反为庞杂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与郑卫合奏，犹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为雅乐，又欲合于《鹿鸣》、《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太史公所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误盖亦如此，然古乐既亡，无所考正，则吾不敢必为之说，独以其理与其词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乎礼义，则又信大序之过者，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汉广知不可而不求大车，有所畏而不敢，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止乎？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不当于此，又收之以备六籍也，此则曾南丰于《战国策》，刘元城于三不足之论，皆尝言之，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
大抵吾说之病不过得罪于桑间、溱洧之人，而其力犹足以完先王之乐，彼说而善则二诗之幸甚矣。抑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说，则又似以放郑声者，岂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夺耶？因读《桑中》之说而惜前论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书其后以为使伯恭生而闻，此虽未必遽以为然，亦当为我逌然而一笑也。呜呼悲夫〈读吕氏诗记桑中篇〉！
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呜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学者以是读之，则于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几乎？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某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某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呜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颓，汨没其势，又安能复有所进以独决此论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约既以是书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将为版木以传永久，且以书来属某序之，某不可辞也，乃略为之说，因并附其所疑者，以与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识予之悲恨云耳〈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郑康成说《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愚按郑氏，谓三篇之义本与众篇之义合编者是也，然遂以为诗与义皆出于先秦，诗亡而义犹存，至毛公乃分众义，各置篇端，则失之矣。后汉卫宏传明言宏作毛诗序，则序岂得为与经并出，而分于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干篇端，则因郑氏此说，而可见某尝病今之读诗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诗也。故因其说而更定此本，以复于其初犹惧览者之惑也，又备论于其后云〈书临漳所刊四经后〉。
问先生授以诗传且教诲之，曰须是熟读。某尝熟读一二篇，未有感发，窃谓古人教人兼以声歌之渐渐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郑卫之诸诗皆淫声，小学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声，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适以荡其心志否？抑其声，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恶，故虽小子门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侄辈学《诗》，尚疑此，未敢晓以文义，曰诗且逐篇旋读，方能旋通训诂，岂有不读而自能尽通训诂之理乎？读之多玩之久，方能渐有感发，岂有读一二遍而便有感发之理乎？古之学《诗》者，固有待于声音之助，然今已亡之，无可奈何，只得熟读而从容讽味之耳。若疑郑卫不可为法，即且令学者不必深究而于正当说道理处，子细推详反复玩味，应不枉费工夫也〈答朱飞卿　以上文集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