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三十四卷目录
经籍总部总论二
论衡〈书虚篇 语增篇 儒增篇 艺增篇 正说篇 书解篇 案书篇 对作篇〉
论衡〈书虚篇 语增篇 儒增篇 艺增篇 正说篇 书解篇 案书篇 对作篇〉
经籍典第三十四卷
经籍总部总论二
《论衡》《书虚篇》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实尚可知，沈隐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传书言：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名。遂去不顾。世以为然，殆虚言也。夫季子耻吴之乱，吴欲共立以为主，终不肯受，去之延陵，终身不还，廉让之行，终始若一。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伯夷委国饥死，不嫌贪刀钩。廉让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难以况大。季子能让吴位，何嫌贪地遗金。季子使于上国，道过徐。徐君好其宝剑，未之即予。还而徐君死，解剑带冢树而去。廉让之心，耻负其前志也。季子不负死者，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季子未去吴乎。公子也；已去吴乎，延陵君也。公子与君，出有前后，车有附从，不能空行于涂，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难使左右。而烦披裘者。世称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洁也。贤者同操，故千岁交志。置季子于冥昧之处，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后备具，取金于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时季子实见遗金，怜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时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传言，则言季子取遗金也。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回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一有人字〉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考《六经》之传，亦无此语。夫颜渊能见千里之外，与圣人同，孔子、诸子，何讳不言。盖人目之所见，不过十里。过此不见，非所明察，远也。传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见
螺，远也。案鲁去吴，千有馀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如才庶几者，明目异于人，则世宜称亚圣，不宜言离朱。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阊门之外，望太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太山之上，察白马之色，色不能见，明矣。非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何以验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见百里，则耳亦不能闻也。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阊门之与太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今颜渊用目望远，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发白齿落，用精于学，勤力不休，气力竭尽，故至于死。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伯奇用忧，而颜渊用睛，暂望仓卒，安能致此。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者，巡狩年老，道死边土。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尧典》之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者，四方之中，诸侯之来，并会岳下，幽深远近，无不见者，圣人举事，求其宜适也。禹王如舜，事无所改，巡狩所至，亦复如舜。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实舜、禹之时，鸿水未治，尧传于舜，舜受为帝，与禹分部，行治鸿水。尧崩之后，舜老，亦以传于禹。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宜听君高之说，诚会稽为会计，禹到南方，何所会计。如禹始东死于会稽，舜亦巡狩，至于苍梧，安所会计。百王治定则出巡，巡则辄会计，是则四方之山皆会计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湮灭者，不可胜数。如审帝王巡狩则辄会计，会计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国成名，犹万物之名，不可说也。独为会稽立欤。周时旧名吴、越也，为吴、越立名，从何往哉。六国立名，状当如何。天下郡国且百馀，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贤圣之才莫能说。君高能说会稽，不能辩定方名。会计之说，未可从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盖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实之，殆虚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过尧，尧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冀州鸟兽不耕，而鸟兽独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駮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宁处，故舜死于苍梧，禹死于会稽。勤苦有功，故天报之；远离中国，故天痛之。夫天报舜、禹，使鸟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报舜、禹，宜使苍梧、会稽常祭祀之。使鸟兽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报祐圣人，何其拙也，且无益哉。由此言之，鸟田象耕，报祐舜、禹，非其实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禹贡》曰：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状，何尝帝王葬海陵者邪。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恚恨驱水为涛者，虚也。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卫菹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发怒于鼎镬之中，以烹汤菹汁沈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镬，乃入江；在镬中之时，其神安居。岂怯于镬汤，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后不相副也。且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雠未死，子孙遗在，可也。今吴国己灭，夫差无类，吴为会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复何怨苦，为涛不止，欲何求索。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郡今吴，馀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山阴、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为涛，当自上吴界中，何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发怒越江，违失道理，无神之验也。且夫水难驱，而人易从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从生人营卫其生，自令身死，筋力消绝，精魂飞散，安能为涛。使子胥之类数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汤镬之中，骨肉麋烂，成为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赵简子杀其臣庄子义。其后杜伯射宣王，庄子义害简子，事理似然，犹为虚言。今子胥不能完体，为杜伯、子义之事以报吴王，而驱水往来，岂报雠之义、有知之验哉。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吴杀其身，为涛广陵，子胥之神，竟无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浅多沙石，激扬为濑。夫涛濑，一也。谓子胥为涛，谁居溪谷为濑者乎。案涛入三江，岸沸涌，中央无声。必以子胥为涛，子胥之身，聚岸漼也。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如子胥为涛，子胥之怒，以月为节也。三江时风，扬疾之波亦溺杀人，子胥之神，复为风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风，问湘山何祠。左右对曰：尧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斩湘山之树而履之。夫谓子胥之神为涛，犹谓二女之精为风也。传书言：孔子当泗水之葬，泗水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称论，皆言孔子之后当封，以泗水却流为證。如原省之，殆虚言也。夫孔子死，孰与其生。生能操行，慎道应天，死，操行绝，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应，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时，推排不容，故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生时无祐，死反有报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无祐，孔子之死独有天报，是孔子之魂圣，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无知，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则，孔子生时，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后，孔子生时，功德应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后乎。是盖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复之处；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与却流无以异。则泗水却流，不为神怪也。传书称：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鸟兽。方与客饮，有鹯击鸠。鸠走，巡于公子案下。鹯追击，杀于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设罗，得鹯数十枚，责让以击鸠之罪。击鸠之鹯，低头不敢仰视，公子乃杀之。世称之曰：魏公子为鸠报仇。此虚言也。夫鹯，物也，情心不同，音语不通。圣人不能使鸟兽为义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鹯低头自责。鸟为鹯者以千万数，向击鸠蜚去，安可复得。能低头自责，是圣鸟也。晓公子之言，则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则不击鸠于其前。人犹不能改过，鸟与人异，谓之能悔，世俗之语，失物类之实也。或时公子实捕鹯，鹯得。人持其头，变折其颈，疾痛低垂，不能仰视。缘公子惠义之人，则因褒称，言鹯服过。盖言语之次，空生虚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实之加。传书言：齐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虚也。夫乱骨肉，犯亲戚，无上下之序者，禽兽之性，则乱不知伦理。案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将之以威，以故诸侯服从，莫敢不率，非内乱怀鸟兽之性者所能为也。夫率诸侯朝事王室，耻上无势而下无礼也。外耻礼之不存，内何犯礼而自坏。外内不相副，则功无成而威不立矣。世称桀、纣之恶，不言淫于亲戚。实论者谓夫桀、纣恶微于亡秦，亡秦过泊于王莽，无淫乱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恶浮于桀、纣，而过重于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贬纤芥之恶。桓公恶大，不贬何哉。鲁文姜，齐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经曰：庄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春秋》何尤于襄公，而书其奸。何宥于桓公，隐而不讥。如经失之，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何讳不言。案桓公之过，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争立，齐乱，公薨三月乃讣。世闻内嬖六人，嫡庶无别，则言乱于姑姊妹七人矣。传书言：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侯，此言桓公之淫乱无礼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时，负妇人于背，其游宴之时，何以加此。方修士礼，崇厉肃敬，负妇人于背，何以能率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会，桓公骄矜，当时诸侯畔者九国。睚眦不得，〈一有所载字〉九国畔去，况负妇人，淫乱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诸侯：吾君背有疽创，不得妇人，疮不衰愈。诸侯信管仲，故无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当时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术治疽，不用妇人。管仲为君讳也，诸侯知仲为君讳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统会诸侯，成功于霸。或曰：桓公实无道，任贤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无道之人，与狂无异，信谗远贤，反害仁义，安能任管仲，能养人令之成事：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无道之君莫能用贤。使管仲贤，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无乱行也。有贤明之君，故有贞良之臣。臣贤，君明之验，奈何谓之有乱。难曰：卫灵公无道之君，时知贤臣。管仲为辅，何明桓公不为乱也。夫灵公无道，任用三臣，仅以不丧，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宁戚于车下，责苞茅不贡，连兵攻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负妇人于背，虚矣。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户牖之间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负扆南面乡坐，扆在后也。桓公朝诸侯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于后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于背矣。此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唐、虞时，夔为大夫，性知音乐，调声悲善。当时人曰：调乐如夔一足矣。世俗传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众称伯夷，伯夷稽首让于夔龙。秩宗卿官，汉之宗正也。断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东蓂〈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来之子必贵。或曰：不胜，之子必贱。孔甲曰：为余子，孰能贱之。遂载以归，析橑，斧斩其足，卒为守者。孔甲之欲贵之子，有馀力矣，断足无宜，故为守者。今夔一足，无因趋步，坐调音乐，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犹守者断足，不可贵也。孔甲不得贵之子，伯夷不得让于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凿井时，常有寄汲，计之，日去一人作。自凿井后，不复寄汲，计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俗传言曰：丁公凿井得一人于井中。夫人生于人，非生于土也。穿土凿井，无为得人。推此以论，负妇人之语，犹此类也。负妇人而坐，则云妇人在背。知妇人在背非道，则生管仲以妇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妇人彻裔服，妇人于背；女气疮可去，以妇人治疽。方朝诸侯，桓公重衣，妇人袭裳，女气分隔，负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负妇人见诸侯乎。传书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此虚也。夫聂政之时，韩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列侯卒。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传书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不得，诛死。后高渐丽复以击筑见秦王，秦王说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击筑。渐丽乃置铅于筑中以为重，当击筑，秦王膝进，不能自禁。渐丽以筑击秦王颡，秦王病伤，三月而死。夫言高渐丽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虚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始皇，始皇杀轲，明矣。二十一年，使将军王剪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虏燕王嘉。后不审何年，高渐丽以筑击始皇，不中，诛渐丽。当二十七年，游天下，到会稽，至琅邪，北至劳、盛山，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台，始皇崩。夫谶书言始皇还，到沙丘而亡；传书又言病筑疮三月而死于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于沙丘，或言死于秦，其死言恒病疮。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语增篇》
传语曰：圣人忧世，深思事勤，愁扰精神，感动形体，故称尧若腊，舜若腒，桀、纣之君，垂腴尺馀。夫言圣人忧世念人，身体羸恶，不能身体肥泽，可也；言尧、舜若腊与腒，桀、纣垂腴尺馀，增之也。齐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极难，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尧、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犹易，尧、舜反难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尧、舜得禹、契不难。夫易则少忧，少忧则不愁，不愁则身体不臞。舜承尧太平，尧、舜袭德。功假荒服，尧尚有忧，舜安能无事。故《经》曰：上帝引逸，谓虞舜也。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夫不与尚谓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应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纣为长夜之饮，糟丘酒池，沈湎于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病则不甘饮食，不甘饮食，则肥腴不得至尺。《经》曰：惟湛乐是从，时亦罔有充寿。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纣虽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纣同行则宜同病，言其腴垂过尺馀，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飞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验也。案武王之符瑞，不过高祖。武王有白鱼、赤乌之祐，高祖有断大蛇、老妪哭于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义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龙颜、隆准、项紫、美须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吕后于泽中，吕后辄见上有云气之验，武王不闻有此。夫相多于望羊，瑞明于鱼乌，天下义兵并来会汉，助彊于诸侯。武王承纣，高祖袭秦，二世之恶，隆盛于纣，天下畔秦，宜多于殷。案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儿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举脂烛。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又称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当人，则是孟贲、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则三皇、五帝之属也。以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过其实，不血刃亦失其正。一圣一贤，共论一纣，轻重殊称，多少异实。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纣以嗣立，莽盗汉位。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士众所畔，宜甚于纣。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而独谓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欲言圣人德盛，能以德将酒也。如一坐千钟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饮酒有法，胸腹小大，与人均等。饮酒用千钟，用肴宜尽百牛，百觚则宜用十羊。夫以千钟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体，不能及防风、长狄，以短小之身，饮食众多，是缺文王之广，贬孔子之崇也。案《酒诰》之篇，朝夕曰祀兹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则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内饮酒尽千钟，导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纣疾恶，何以自别。且千钟之效，百觚之验，何时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则受福胙不能厌饱。因飨射之用酒乎，飨射饮酒，自有礼法。如私燕赏赐饮酒乎。则赏赐饮酒，宜与下齐。赐尊者之前，三觞而退，过于三觞，醉酗生乱。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赏赉左右，至于醉酗乱身：自用酒千钟百觚，大之则为桀、纣，小之则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誉乎。世闻德将毋醉之言，见圣人有多德之效，则虚增文王以为千钟，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传语曰：纣沉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夫纣虽嗜酒，亦欲以为乐。令酒池在中庭乎。则不当言为长夜之饮。坐在深室之中，闭窗举烛，故曰长夜。令坐于室乎。每当饮者，起之中庭，乃复还坐，则是烦苦相踖藉，不能甚乐。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俛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于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
传又言：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无节度也。夫肉当内于口，口之所食，宜洁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间，何等洁者。如以醉而不计洁辱，则当其浴于酒中，而裸相逐于肉间。何为不肯浴于酒中。以不言浴于酒，知不裸相逐于肉间。传者之说，或言：车行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夫言：用酒为池，则言其车行酒非也；言其悬肉为林，即言骑行炙非也。或时纣沉湎覆酒，滂沲于地，即言以酒为池。酿酒糟积聚，则言糟为丘。悬肉以林，则言肉为林。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裸相逐。或时载酒用鹿车，则言车行酒、骑行炙。或时十数夜，则言其百二十。或时醉不知问日数，则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纣用酒期于悉极，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非实也。
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于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
传语曰：周公执贽下白屋之士。谓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桢干也；白屋之士，闾巷之微贱者也。三公倾鼎足之尊，执贽候白屋之士，非其实也。时或待士卑恭，不骄白屋，人则言其往候白屋；或时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礼之，人则言其执贽以候其家也。
传语曰：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经》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宫室衣服之不相称也。服五采，画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实也。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台，儒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之德。齐淳于越进谏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为夹辅，刺周青臣以为面谀。始皇下其议于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诸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吏见知弗举，与同罪。始皇许之。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虽无道，无为尽诛荆轲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车骑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后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损车骑。始皇知左右泄其言，莫知为谁，尽捕诸在旁者皆杀之。其后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闻之，令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人诛之。夫诛从行于梁山宫及诛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审知，故尽诛之。荆轲之闾，何罪于秦而尽诛之。如刺秦王在闾中，不知为谁，尽诛之，可也；荆轲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不言尽诛其闾。彼或时诛轲九族，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好增事者，则言町町也。
《儒增篇》
儒书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馀年。是欲称尧、舜，褒文、武也。夫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尧、舜虽优，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虽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则能使一国不伐；能使刑错不用，则能使兵寝不施。案尧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设用。成王之时，四国篡畔，淮夷、徐戎，并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诛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异。巧论之人，不能别也。夫德〈一有为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与兵，犹足与翼也，走用足，飞用翼。形体虽异，其行身同。刑之与兵，全众禁邪，其实一也。称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犹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称人体全，不可从也。人桀于刺虎，怯于击人，而以刺虎称谓之勇，不可听也。身无败缺，勇无不进，乃为全耳。今称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错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为优，未可谓盛也。儒书称：楚养由基善射，射一杨叶，百发能百中之。是称其巧于射也。夫言其时射一杨叶中之，可也；言其百发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杨叶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败穿不可复射矣。如就叶悬于树而射之，虽不欲射叶，杨叶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杨叶，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数十行，足以见巧；观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于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数十中之，则言其百中矣。百与千，数之大者也。实欲言十则言百，百则言千矣。是与《书》言协和万邦，《诗》曰子孙千亿，同一意也。
儒书言：卫有忠臣弘演，为卫哀公使，未还，狄人攻哀公而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使还，致命于肝，痛哀公之死，身肉尽，肝无所附，引刀自刳其腹，尽出其腹实，乃内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称其忠矣。言其自刳内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尽出其腹实乃内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脏辄死。何则。五脏，气之主也，犹头，脉之凑也。头一断，手不能取他人之头著之于颈，奈何独能先出其腹实，乃内哀公之肝。腹实出，辄死，则手不能复把矣。如先内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实，则文当言内哀公之肝，出其腹实。今先言尽出其腹实，内哀公之肝，又言尽，增其实也。儒书言：楚熊渠子出，见寝石，以为伏虎，将弓射之，矢没其卫。或曰：养由基见寝石，以为兕也，射之，矢饮羽。或言：李广。便是熊渠、养由基、李广主名不审，无实也。或以为虎，或以为兕，兕、虎俱猛，一实也。或言没卫，或言饮羽，羽则卫，言不同耳，要取以寝石似虎、兕，畏惧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寝石为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没卫，增之也。夫见似虎者，意以为是，张弓射之，盛精加意，则其见真虎，与是无异。射似虎之石，矢入没卫，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质难射，肉易射也。以射难没卫言之，则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远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养由基从军，射晋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万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与射寝石等。当中晋侯之目也，可复洞达于项乎。如洞达于项，晋侯宜死。车张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为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虽加精诚，安能没卫。人之精乃气也，气乃力也。有水火之难，惶惑恐惧，举徙器物，精诚至矣，素举一石者，倍举二石。然则，见伏石射之，精诚倍故，不过入一寸，如何谓之没卫乎。如有好用剑者，见寝石，惧而斫之，可复谓能断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见寝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迹乎。巧人之精，与拙人等；古人之诚与今人同。使当今射工，射禽兽于野，其欲得之，不馀精力乎。及其中兽，不过数寸。跌误中石，不能内锋，箭摧折矣。夫如是，儒书之言楚熊渠子、养由基、李广射寝石，矢没卫饮羽者，皆增之也。
儒书称：鲁般、墨子之巧，刻木为鸢，飞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为鸢飞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为鸢以象鸢形，安能飞而不集乎。既能飞翔，安能至于三日。如审有机关，一飞遂翔，不可复下，则当言遂飞，不当言三日。犹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如木鸢机关备具，与木车马等，则遂飞不集。机关为须臾间，不能远过三日，则木车等亦宜三日止于道路，无为径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实者矣。
书说：孔子不能容于世，周流游说七十馀国，未尝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国，增之也。案《论语》之篇、诸子之书，孔子自卫反鲁，在陈绝粮，削迹于卫，忘味于齐，伐树于宋，并费与顿牟，至不能十国。传言七十国，非其实也。或时干十数国也，七十之说，文书传之，因言干七十国矣。《论语》曰：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也；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子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实时言、乐笑、义取，人传说称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书言：秦穆公伐郑，过晋不假途，晋襄公率羌戎要击于崤塞之下，匹马只轮无反者。时秦遣三大夫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皆得复还。夫三大夫复还，车马必有归者；文言匹马只轮无反者，增其实也。
书称：齐之孟尝，魏之信陵，赵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会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趋之者众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虽好士，士至虽众，不过各千馀人。书则言三千矣。夫言众必言千数，言少则言无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传记言：高子羔之丧亲，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难为故也。夫不以为非实而以为难，君子之言误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则。荆和献宝于楚，楚刖其足，痛宝不进，己情不达，泣涕，涕尽因续以血。今高子痛亲，哀极涕竭血随而出，实也。而云三年未尝见齿，是增之也。言未尝见齿，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丧亲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见齿。孔子曰：言不文。或时不言，传则言其不见齿；或时传则言其不见齿三年矣。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尊为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犹疑于增，况高子位贱，而曰未尝见齿，是必增益之也。
儒书言：禽息荐百里奚，缪公未听，禽息出，当门仆头碎首而死。缪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贤者荐善，不爱其死，仆头碎首而死，以达其友也。世士相激，文书传称之，莫谓不然。夫仆头以荐善，古今有之。禽息仆头，盖其实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头，痛者血流，虽忿恨惶恐，无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执刃刎颈，树锋刺胸，锋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势也。言禽息举椎自击，首碎，不足怪也；仆头碎首，力不能自将也。有扣头而死者，未有使头破首碎者也。此时或扣头荐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头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书言：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剑，刺之不得。秦王拔剑击之。轲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铜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轲势盛，投锐利之刃，陷坚彊之柱，称荆轲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铜柱，实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铜虽不若匕首坚刚，入之不过数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设中秦王，匕首洞过乎。车张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轲之手力，投轻小之匕首，身被龙渊之剑刃，入坚刚之铜柱，是荆轲之力劲于十石之弩，铜柱之坚不若木表之刚也。世称荆轲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贲。使孟贲挝铜柱，能〈一有过字〉渊出一尺乎。此亦或时匕首利若干将、莫邪，所刺无前，所击无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称干将、莫邪，亦过其实。刺击无前下，亦入铜柱尺之类也。
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夫言不窥园菜，实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虽精，亦时解休，解休之间，犹宜游于门庭之侧；则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闻用精者，察物不见，存道以亡身；不闻不至门庭，坐思三年，不及窥园也。《尚书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张而不弛，文王不为；弛而不张，文王不行；一弛一张，文王以为常。圣人材优，尚有弛张之时。仲舒材力劣于圣，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书言：夏之方盛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而为之备，故入山泽不逢恶物，用辟神奸，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远方贡之为美，铸以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泽不逢恶物，辟除神奸乎。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奸。且九鼎之来，德盛之瑞也。服瑞应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于人，无能辟除。宝奇之物，使为兰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语也。〈一有大字〉夫九鼎无能辟除，传言能辟神奸，是则书增其文也。世俗传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则世俗增其言也，儒书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无怪空为神也。且夫谓周之鼎神者，何用审之。周鼎之金，远方所贡，禹得铸以为鼎也。其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为远方贡之为神乎，远方之物安能神。如以为禹铸之为神乎，禹圣不能神，圣人身不能神，铸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为神乎，则夫金者石之类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为神乎，夫百物之象犹雷樽也，雷樽刻画云雷之形，云雷在天，神于百物，云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传言：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时，秦昭王使将军摎攻王赧，王赧惶惧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还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宝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游至琅邪，还过彭城，齐戎祷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时，昭王之后三世得始皇帝，秦无危乱之祸，鼎宜不亡，亡时殆在周。传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时误也。传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没水中彭城下，其后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从周去矣，未为神也。春秋之时，五石陨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犹鼎之亡于地也。星去天不为神，鼎亡于地何能神。春秋之时，三山亡，犹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陨，太丘社去，皆自有为。然鼎亡，亡亦有应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谓之神。如鼎与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乱之祸乎，则更桀、纣之时矣。衰乱无道，莫过桀、纣，桀、纣之时，鼎不亡去。周之衰乱，未若桀、纣。留无道之桀、纣，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验也。或时周亡之时，将军摎人众见鼎盗取，奸人铸烁以为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后因言有神名，则空生没于泗水之语矣。孝文皇帝之时，赵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于泗水。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气，意周鼎出乎。兆见弗迎则不至。于是文帝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诈也，于是下平事于吏。吏治，诛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犹新垣平诈言鼎有神气见也。
《艺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岐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诸子之文，笔墨之疏，人贤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傥经艺之言，如其实乎。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增过其实，皆有事为，不妄乱误以少为多也。然而必论之者，方言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经增非一，略举较著，令恍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尚书》：协和万国，是美尧德致太平之化，化诸夏并及夷狄也。言协和方外，可也；言万国，增之也。夫唐之与周，俱治五千里内。周时诸侯千七百九十三国，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侥、跋踵之辈，并合其数，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而《尚书》云万国，褒增过实以美尧也。欲言尧之德大，所化者众，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万国。犹《诗》言子孙千亿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顺〉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言子孙众多，可也；言千亿，增之也。夫子孙虽众，不能千亿，诗人颂美，增益其实。案后稷始受邰封，讫于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属，血脉所连，不能千亿。夫千与万，数之大名也。万言众多，故《尚书》言万国，《诗》言千亿。《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也。其闻高远，可矣；言其闻于天，增之也。彼言声闻于天，见鹤鸣于云中，从地听之，度其声鸣于地，当复闻于天也。夫鹤鸣云中，人闻声仰而视之，目见其形。耳目同力，耳闻其声，则目见其形矣。然则耳目所闻见，不过十里，使参天之鸣，人不能闻也。何则。天之去人以万数远，则目不能见，耳不能闻。今鹤鸣从下闻之，鹤鸣近也。以从下闻其声，则谓其鸣于地，当复闻于天，失其实矣。其鹤鸣于云中，人从下闻之，如鸣于九皋。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无以知，意从准况之也。诗人或时不知，至诚以为然；或时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犹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灾，贫羸无蓄积，扣心思雨；若其富人，谷食饶足者，廪囷不空，口腹不肌，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间不枯，犹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间，富贵之人，必有遗脱者矣，而言靡有孑遗，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也。非其无人也，无贤人也。《尚书》曰：毋旷庶官。旷，空；庶，众也。毋空众官，寘非其人，与空无异，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怀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纯贤，非狂妄顽嚚，身中无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职，皆欲勉效在官。《尚书》之官，《易》之户中，犹能有益，如何谓之空而无人。《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言文王得贤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阒其少人，《尚书》宜言无少众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无人，亦尤甚焉。五谷之于人也，食之皆饱。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麦虽粝，亦能愈饥。食豆麦者，皆谓粝而不甘，莫谓腹空无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谓不劲，莫谓手空无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麦、竹杖之类也。《易》持其具臣在户，言无人者，恶之甚也。《尚书》众官，亦容小材，而云无空者，刺之甚也。《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此言荡荡无能名之效也。言荡荡，可也；乃欲言民无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无能名尧之德者，殆不实也。夫击壤者曰：尧何等力。欲言民无能名也。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犹能知之。实有知之者，云无，竟增之。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为人父，为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为君子，人有礼义，父不失礼，子不废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贤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尧，何可封官。年五十击壤于路，与竖子未成人者为伍，何等贤者。子路使子羔为郈宰，孔子以为不可：未学，无所知也。击壤者无知，官之如何。称尧之荡荡，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贤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议让其愚。而无知之，夫击壤者，难以言比屋，比屋难以言荡荡。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尧之德也。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罔，无也；我天下民无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纣虽恶，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语，欲以惧纣也。故曰：语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语欲以惧之，冀其警悟也。苏秦说齐王曰：临菑之中，车毂击，人肩磨，举袖成幕，连衽成帷，挥汗成雨。齐虽炽盛，不能如此。苏秦增语，激齐王也。祖伊之谏纣，犹苏秦之说齐王也。贤圣增文，外有所为，内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纣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战乎。然祖伊之言民无不欲，如苏秦增语。《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粮，或作乾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诛纣，惟兵顿士伤，故至浮杵。
《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见，星霣如雨。《公羊传》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时《鲁史记》，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者，谓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状也。山气为云，上不及天，下而为云雨。星星霣不及地，上复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霣或时至地，或时不能，尺丈之数难审也。《史记》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楼台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实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传至今。光武皇帝之时，郎中汝南贲光上书言：孝文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颂美文帝，陈其效实。光武皇帝曰：孝文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积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夫贲光上书于汉，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不遭光武论，千世之后，孝文之事，载在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宫，断狱三人，而遂为实事也。
《正说篇》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馀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徵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馀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馀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语》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已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大麓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證。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书解篇》
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皖者，大夫之箦，曾子寝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非唯于人，物亦咸然。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鼢蜦；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朴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号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张良当贵，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竹帛所记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说圣情，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书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虑间也，未必材知出异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试使庸人积閒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元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卿、子云为相，赋元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谓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虑间也。周法阔疏，不可因也。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子云，二子之伦也。俱感，故才并；才同，故业钧。皆士而各著，不以思虑间也。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官弥剧而识弥泥。居不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虽无忧，不能著一字。盖人材有能，无有不暇。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著。有鸿材欲作而无起，细知以问而能记。盖奇有无所因，无有不能言，两有无所睹，无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著，则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槃解，辅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则有所自，篇章数百。吕不韦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韩非著治术，身下秦狱。身且不全，安能辅国。夫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答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蛢弹雀则失鷜，射鹊则失雁，方员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使干将寡刺而更击，蛢舍鹊而射雁，则下射无失矣。人委其篇章，专为攻治，则子产、子贱之迹不足侔也。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吕氏横逆，刘氏将倾，非陆贾之策，帝室不宁。盖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知立功，有起则以其材著书者也。出口为言，著文为篇。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人古今违属，未必皆著作材知极也。邹阳举疏，免罪于梁。徐乐上书，身拜郎中。材能以文其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韩蚤信公子非，国不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极，不能复有为也。春物之伤，或死之也，残物不伤，秋亦大长。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夫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灭，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皆传记所称，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与蕞残。《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不驩，《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史记兴无异书，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
《案书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谷梁赤、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赤、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馀力矣。陈元言讷，范叔章诎，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誇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彊主弱〈一作威〉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亦作列传，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元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元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元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复以政。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祐，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馀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者，于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子云作《太元》，侯铺子随而宣之。非私同门，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扬子云反《离骚》之经，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